《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坛经》的主体论哲学思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禅宗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晶。《坛经》是禅宗的宗经宝典,是印度佛经以外唯一能够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坛经》的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以及自性自度理论,阐述了禅宗教派的佛性论,并指出了成就这一佛性的途径。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 ( 1889- 194 7年 )是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他提倡并推行的把佛学和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 ,致使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人生观相应的“佛化新青年”人生观应运而生 ,也激励后继者努力使人生佛教思想付诸实现人间净土的践行中。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把中国佛教注重人生、积极入世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以其注重践行、契机契理的风格倡导了融大乘精神与“国民性的道德精神”于一体的佛教人生观 ,其流风遗韵普被僧俗两界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

本文论述了《坛经》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无 念为宗的思维观。并从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中国文化艺术的相互关 系,对现代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坛经》的文化意蕴。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真谛与俗谛辩证——禅宗语言观的真理维度

禅宗认为存在的实相是超越性的"真谛",关于实相的表说是"俗谛"。事实上一切关于真谛的信息都来自不同形式的"语言",因而一切真谛都是俗谛,真谛与俗谛只是方便说,它们是"不二"的。禅宗为传达真谛创造了许多方便法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传达符号系统,虽然都是俗谛,但当它们引人到达实相领悟时也都是真谛。如禅宗的"即心即佛"是说明人心与佛性不二的著名谛理,是真谛也是俗谛,它的真俗差别在于对引人当下认取自心佛性的有效性。所以对真谛或俗谛的考察不仅是修辞学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问题,问题不在真俗谛理论本身的澄清,而在于如何能更有效地让人完成"明心见性"的任务。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其观点和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禅宗和庄子学说.禅宗思想启示了李贽对"本心"、"真心"的重视,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庄子思想则赋予了"童心"反伪贵真的精神,使之能向着启蒙的方向发展.当然,"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论中国神秀与朝鲜知讷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关联

虽然神秀和知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他们都是处在各自国家禅宗思想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禅教并重是他们佛教思想的共同基础,通过对神秀和知讷禅佛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比较,可以反应出中国佛教和朝鲜佛教思想的历史交融.     

遗世独立 以智启信——论中国禅宗反对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史意义

禅宗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产生也使中国的宗教发展出现重要分化,即在"教下"之外,另立所谓"教下别传"的"宗门",形成"宗"与"教"的分化.中国禅宗的"宗旨"集中体现为"遗世独立"和"以智启信"两点,其目的在于反对宗教世俗化.禅宗的这一思想在总体上造就了中国宗教的独特精神风貌,对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宗教的认识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金诗中的佛禅意蕴

作为佛家修证、觉悟门径的禅定和体现禅宗理论、实践的禅法对金诗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诗中的佛禅意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用诗作体悟、宣达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儒者、士大夫把握佛禅哲学意识的水平;援借、化用来自佛禅典籍的事、语,丰富了作品的底蕴,深化了对玄道妙谛的感悟;通过对禅修生活、环境和高僧禅师形象以及相关的山水物态的摹写刻画,传递出主体从方外人生中获得与佛禅相投契的乐趣,展示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侧面。     

《西游记》中牛魔王形象的文化解析

《西游记》塑造了众多的妖怪形象,其中牛魔王是作品中出场最早、着墨最浓、最受作者重视、最具文化内涵的妖怪形象.它不仅是《西游记》以猴说法佛学思想的重要补充,表征了作者抑道扬佛的思想倾向,作者还赋予了牛魔王一个世俗人所具有的世间相,写了他从魔到归佛的过程,并在其形象的哲学层面上,继承了禅宗以牛说法的思想.作品还通过对牛魔王的妻子、儿子、弟弟和江湖朋友的描写,把牛魔王形象的文化内涵,推进到了佛教唯识学的层面上,使牛魔王这一形象,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