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的价值冲突

醉驾入刑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醉驾入刑大幅增加了司法资源的耗费量;受刑人刑罚外损失过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入刑以来,醉驾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刑罚的有效性存疑等等。反映出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妥善解决这些冲突,转变重刑主义刑法观,对完善我国刑事法体系,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刑法谦抑的理念内涵和价值追求为出发点,浅要探讨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的价值冲突。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美国“毒驾”的法律规制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毒驾”问题日益严重,学界呼唤“毒驾”入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由于“毒驾”与“醉驾”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处,随着“醉驾”入刑的效果日益凸显,效仿“醉驾”给“毒驾”立法的建议似乎变得可行.然而,通过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毒驾”立法进程的研究显示,“毒驾”问题之复杂远超“醉驾”,立法理念、科学技术、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约着“毒驾”问题的研究,也给立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毒品日趋泛滥的今天,给“毒驾”立法对于我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适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对我们顺利实现“毒驾”入刑,有效打击“毒驾”行为,遏制药物滥用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治理醉驾行为刑事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自醉驾行为入刑以来,我国对于醉驾行为的治理一直坚持普遍入罪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既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理念,也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相抵触,又会削弱刑法规范的权威性,还会带来相当规模的负面治理效果。因此,有必要将其向"合理分流"的方向调整。就合理分流刑事政策的贯彻而言,需要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进行努力。对于前者,在立法中需要恢复对醉驾行为的二元制制裁模式,在司法中需要依据现行刑法对不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醉驾行为予以出罪;对于后者,需要以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主要的程序化出罪分流途径,并应当积极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制度,对证据不足的醉驾案件予以程序化出罪处理。     

“醉驾入刑”引起的思考——对“醉驾不一定入刑”的反思

酒后驾车这一困扰我国多年的社会问题,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便有了刑法的严格约束,然而《刑八》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却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应当从醉酒的标准、＂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和目的等方面,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罪,合理地适用该罪名,使《刑八》真正得到实施。     

醉驾不应一律入罪及其法治路径——犯罪构成要件及司法认定的视角

醉驾一律入罪与否,关系到刑法谦抑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刑法的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机能能否实现平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否得到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下司法实践对醉驾案件采取一律入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应当明确醉驾不应当一律入罪,并且对醉驾的司法认定应当围绕其犯罪构成要件展开。在主观要件中,该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且主要是间接故意,必须证明驾驶人对醉驾行为导致危险结果的主观认知和放任心态;在客观要件中,不能仅以血液酒精含量为醉驾入罪的绝对标准,必须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客观情节判断醉驾行为的危险性。     

论严重“四超”入刑的动因及可能

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推动严重"四超"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基于入刑的动因解析,严重"四超"具有严重违法性、极大危害性和入刑必要性;辩证看待入刑问题,治理严重"四超"应综合施策,不能简单归咎行政处罚标准不严和片面依赖刑罚高压手段;展望未来严重"四超"入刑的可能,就实施步骤、定罪量刑、入刑路径、配套措施提出设想。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严罚倾向的司法纠偏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数量始终在高位徘徊,近年来更是超越盗窃罪成为刑事犯罪之首。这严重挤占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让社会付出了巨大成本。变革的关键在于,矫正司法实践中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严罚化倾向。具体的举措为：其一,重构入罪标准,弃形式、普遍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而取实质、个别的“不能安全驾驶”标准;其二,拓宽出罪路径,激活但书在危险驾驶罪中的出罪功能;其三,改变量刑观念,提高缓刑、免刑在醉驾案件中的适用率;其四,加强程序分流,放宽醉驾案件中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标准。上述举措可有效纠正醉驾案件中的错误观念和不当做法,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妥当规制。     

汉文帝“易刑”再考

西汉孝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法,为汉初虚伪而怯慑的刑制改革划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所谓除肉刑,实乃易刑。所易之刑惟墨、劓、刖三者,其它肉刑如宫刑依旧入律。易刑令后,被刑之人非死即残。被后人誉为“治世”的文帝朝真所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犤1犦     

“毒驾”入刑的争议问题及应然思路

关于"毒驾"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争议日趋激烈。从现实必要性、立法可行性、构成要件符合性、完善处罚模式的角度,"毒驾"入刑具有合理性。"毒驾"入刑,实践中面临检测、认定的技术问题,必须准确划定禁止服用或吸食的药物范围。"自证法则"是适合我国危险驾驶行为规制的立法标准,必须探索可行的"毒驾"检测和证据保存路径;选择合理的立法模式,设置合理的法定刑;推动"毒驾"入刑,应当着力构建合理的出罪机制。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罚金刑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 1 997年刑法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规定 ,但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应罚不判、判而不缴、数额失衡等问题 ,导致了司法有失公正、法律判决有损法律权威的后果。原因有二 :在立法上 ,我国罚金刑规定以并科为主 ,以选科为辅 ,但没有规定罚金刑的换刑制度 ,导致罚金刑的执行存在问题 ;在理论上 ,对扩大罚金刑适用的价值目标、并科时罚金刑与自由刑的关系等问题研究的不够细致。改善罚金刑现状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明确罚金刑立法意图、统一罚金刑适用标准、增强罚金刑适用意识     

刑期无刑——“刑”在《尚书》中的天道意义

《尚书》中的"刑"乃是源于具有普遍规范力的天道,由古之圣贤象天而则。因此,无论制刑还是用刑,都要有敬畏谨慎之心。这不仅是针对百姓庶人而言,《尚书》还强调天子、王公也要无涉于刑,目的便是要顺应天道。在此基础上,"刑"更具有了教化层面的作用,制刑用刑的最终目的就是"以教祗德",其理想归宿便是"期于无刑",刑教使众人皆有道德,无违于天道。     

论中国历史上的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古代的思想家对赎刑制度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应“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因此反对“贫富异刑”。持肯定态度者以“明德慎刑”为武器,认为赎刑是宽恤之政,并且赎刑也是能防止犯罪,故主张赎刑制度。《吕刑》就认为“罚惩非死     

西夏附加刑考探

西夏附加刑主要包括籍没刑、罚金刑、黥刑、戴枷刑,是西夏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籍没刑、铁枷刑适用范围较广,用刑较重;黥刑以刺字大小区分刑罚轻重,较有特色;西夏无罚铜,但罚马刑发达且与减赎罪制度相结合,为罚畜刑立法之首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宋附加刑相较,西夏附加刑具有重刑化、民族化的特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附加刑立法较为详备,特别是违法责任规定上,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     

论象刑

象刑,就是效法、摹仿肉刑、死刑的一种刑罚。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和考古学及文献资料证明,中国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尧舜时代有过以不戕害肉体为特点,以“画衣冠异章服”为形式,以“耻辱其形象”为目的的象刑,其合理性与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从横向看,象刑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有过类似象刑的刑罚手段。就纵向而言,中国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作为象刑遗存的诸多惩罚方式一直存在。象刑绝非古人所杜撰,说象刑出于后人的虚构和编造是缺乏根据的。     

论危险驾驶罪的入刑风险

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频频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在社会各方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以为应对之策.然而,客观考量该立法进程及其规定,推动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诸多理由尚存疑问,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必将伴生一系列负面效应.目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执法的懈怠,而非刑法的缺位.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加强行政执法力度才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对“醉驾”免刑实践的检视和理性证立——以某省五年判决为样本

在定罪基础上，免刑（免予刑事处罚）是与判刑相对应的刑事处遇。当前“醉驾”实践呈现出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但免刑比例偏低，刑罚投入巨大而刑罚效益却无明显改观的面相。重刑主义的盛行、理论的分歧和司法机制和环境是掣肘“醉驾”免刑实践的诸多因素，而顺应司法现代化要求、缩减刑罚化的负效应和对抽象危险犯的妥协性正义，要求扩大“醉驾”免刑实践。扩大免刑实践需要根据刑法第37条的“情节轻微”和“不需要判处刑罚”两个方面量刑情节进行实质性和系统性解读，并完善文书说理以搭建“醉驾”免刑司法综合实践平台。     

罚金刑利弊谈

本文首先从财产刑和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引出对罚金刑与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罚金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原因,进而引起对罚金刑利弊的探讨,在综合了几位代表学者的关于罚金刑利弊的观点之后,排除存在欠妥之处以及存在重复或者和其他刑罚缺点的交叉之处,简洁地归纳出了罚金刑存在的主要利弊,进而对罚金刑的本质有了更深一步地认识。     

论我国终身监禁的刑罚属性

基于终身监禁立法规定的特殊性,其刑罚属性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终身监禁的适用以死刑为前提,其本质上是一种死刑;为了宽大并减少死刑的适用,立法者以自由刑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从执行方式看终身监禁属于不得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的入刑是我国反腐形势的需要,是减少死刑适用的合理选择,是国外刑罚经验和中国传统智慧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