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历经几代德国学者和政治家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得以作为联邦德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根据德国通说,社会国家原则在内容上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基本权利的社会责任两个面向。同时,经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积累,德国法上的社会国家原则不仅成为其社会法制度的直接宪法依据,而且也是德国其他部门法中与权利的社会化有关系的制度在宪法上的合法性依据。最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立法者,通过总结以往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基本权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国家原则的非主观权利性。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对我国法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基本权利条文的国家目的化解释和社会给付法定原则的建立。     

论基本权利的受益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公民基本权利的受益权能,随着国家对社会积极保障的增加而凸显.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社会权、政治参与权等以受益权能为主的权利之确认,不仅应课与国家公权主体以这些权利作为客观法所要求的积极保护义务,更应课与国家以这些权利作为真正的权利所要求的积极给付义务.这要求,在基本社会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宪法确认以受益权能为主的基本权利的条款,应尽量明确具体,在课以国家立法机关积极保护义务的同时,也尽量课以明确的积极给付义务.惟有如此,公民权利针对国家公权主体的受益权能才能得到根本的确认和保障.     

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若干问题探讨

给付行政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内容。但是,给付行政要不要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这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学界一直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从法治国家的租税法定主义、政府动支财源所具有的侵益性质、现代行政的服务性本质以及有效救济公民获取给付的权利等角度来讲,给付行政必须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给付行政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并不否认在给付行政问题上存在自由裁量,也并不否认在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问题上出现紧急情况时的例外。     

行政给付的性质界说

传统行政法理论将行政给付的性质界定为两点:授益行政行为和经济行政行为。这种界定不仅使行政给付的外延变得极其狭窄,而且克减了给付受益人的权利和行政主体的给付义务。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已由生存权转变为受益权,而受益权的满足已不仅限于经济内容,行政给付也就具有了综合的法律属性:它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活动,是国家、政府义务与公民权利的集合体。     

论德国民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以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为背景

积极侵害债权是德国民法学界为弥补旧有给付阻碍法的不足而提出的理论.作为第三种违约形态,主要包括不良履行主给付义务、违反附随义务和拒绝给付三种义务类型.2002年的德国债法改革,通过引入违反义务概念,将积极侵害债权理论的内容融入新债法,但却拒绝将积极侵害债权作为一种独立违约形态.这表明在统一的违反义务概念之下,积极侵害债权理论已失去了其原有位置.     

“双减”政策下受教育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完善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双减”政策的新背景下，国家给付义务为国家保障受教育权实现和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提供法治化路径。“双减”政策下存在着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面临挑战、“双减”政策的法律规制尚有不足、校外辅导机构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为保障受教育权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国家需要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来完善给付义务，实现“双减”政策目标。     

课予义务诉讼研究

课予义务诉讼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而专门设置的一种诉讼类型,其诉讼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公法给付请求权的实现。课予义务诉讼因其诉讼标的的特殊性,在起诉条件、审理规则及举证责任等方面均有其独特的要求。对课予义务诉讼,法院可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医疗行政给付的发展

发展行政给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社会管理创新指引行政给付的进一步变革,表现为主体多元化、方式的非权力化、过程的民主化、制度的法治化。医疗领域的行政给付包括医疗救助、基本医疗保险中的财政给付及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等。为适应社会管理创新对行政给付提出的要求,医疗行政给付也需要在相应的方面发生相应转变,包括给付成本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但需由政府提供制度保障、给付方式不再限于权利性给付、给付过程具有规范性且设置促进给付过程民主化的程序、给付制度实现具有系统性和权威性的法制保障等。     

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     

公共危机事件救助中的政府角色

强化国家在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无过错责任的承担更能有效地反映公共危机救助制度的人民权利性质和国家的义务性质,无过错责任的提出对需要公共危机救助的人民利益具有更直接的保护意义。国外公共危机事件救助制度的立法实践,为我国健全相关法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高立法层次,制定专门性公共危机救助的法律;完善公共危机救助管理机制;拓宽公共危机救助资金的渠道来源;健全公共危机救助的监督机制。     

论"无为"观念的辅助性内涵

“无为”观念长期受到误解。“无为”观念与欧美的辅助性原则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应当重新理解。辅助性原则对于促进地方法制的学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为”观念也蕴含着丰富的辅助性内涵,同样体现了在地治理原理、上级干预原理与分域治理原理等具体内涵。对它的现代阐释,可以促进地方法制学理的发展,促进地方法治的制度化、规则化。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类型和体系探讨

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的切入点是确立原告类型和体系设计。在主体体系构建中确立国家机关履行职责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体行使环境公益诉权为核心,强调环境公益诉讼这架机器之最终“启动权”应交给普通公民。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契约的私人强制执行——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和利益抗争行为本质上反映了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为维护契约权益进行的强制执行问题.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缔约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履行存在困难,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出于自利等原因,国家有时无法有效履行作为正式第三方的职责.因此,契约权益受损方有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或寻求非正式第三方私人强制执行方式.私人强制执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供应不足的一种创造性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交易方产权的积极作用,但只能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家作为第三方执行的作用.     

论债权关系中对第三人的法律规制

债上第三人在债法上的权利包括直接请求权、抗辩权及第三人权利变动时的权利。同时,第三人亦应承担特定的义务。中国的债权立法应给予第三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在救济程序上应改变以往单纯启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方式而采用责任竞合方式。     

福柯国家辖治理论评析

国家辖治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福柯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辖治的演变历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辖治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提出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辖治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辖治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的向度。     

欧盟反种族主义政策:发展历程与新动向

欧盟反种族主义与歧视政策从位于欧盟社会政策的边缘到中心的进程,主要是由欧盟社会政策模式之变化推动的。后者对基本权利的诉求,以及消除自由市场障碍的就业战略合力推动其发展。欧盟与其成员国在政策之法律权限上的博弈斗争贯穿了政策的整个发展历程,并最终获得了打击种族主义的权限。欧盟种族立法对于打击欧洲种族主义与深化一体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受从属性原则的制约,其对成员国种族立法的影响仍然有限。     

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探析

基于“以民为本”思想,我国古代历来有政府救助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政府救助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灾害牧助、特殊救助等方面,并有严格的政府救助管理、监督制度和程序。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但在历史上确实为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我国政府救助制度的建立、政府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人政治的内核:权利与义务的倒置——以单位为分析视角

"新人"指的是刚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在霸道的权力与狡黠的资历面前,新人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应有的权利,反而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弱势者,在权力与资历结盟后,新人的生存处境进一步恶化,发展空间进一步萎缩,出现了权利与义务倒置的现象,这是新人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新人政治的内核。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