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1920年代象征诗派艺术形态论

象征诗派内向聚敛式的感知方式,实现了诗意的现代性转换;它以暗示与象征构筑的朦胧效应,它的音乐美与绘画美统一的形式自觉,它的翻新语言的陌生化革命,在促成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生长的同时,冲击了诗坛的无治困窘状态,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启迪.     

论1920年代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本文从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张力谈起,重点分析1920年代鲁迅所参与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包括"文化传统"问题、"进研究室"问题和"学术方法"问题,揭示学术论争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彰显鲁迅参与学术问题讨论独特的"非学术化"的姿态,即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     

论中国新诗中的“梦幻者”视角

在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一些诗人选择以“梦幻者”视角深入文化语境,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思进行变形化的渲染与再现,使主体的精神体验和存在意识得以澄明.具备顿悟、超验、所指不确定性的“梦幻”思维本身,正切近了诗歌“重感性、重想象”的文体特征,诗人选择这一视角,既能显露出他们对日常生活场景进行重塑的愿望,也折射出其个性化的诗维运思.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城市抒写

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新世纪中国外交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当前世界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世纪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思维和外交走向.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实质是大国关系,对此,可以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定位、相关现状、发展趋势及中国新世纪外交努力的方向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

西方合作学说被知识分子视力变革社会的一剂“良方”而引介到中国,至五四运动前后,汇聚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合作主义启蒙思潮,并由此把合作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呼吁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发展平民经济,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但因中西方社会发展的“时代差”导致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除了具有西方类似特征外,又有自己的特色。     

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

乾嘉时期的新疆竹枝词继承前代竹枝词传统,以风土诗而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视角。同时,竹枝词的自注也在继承史家自注体例的基础上,深受乾嘉时期特殊学风感染融合发展成独特的自注体例,从而形成具有文人化、学者化趋向的独特文学形式。诗注一体,诗注与诗文之间相互印证,以注释中大量史实资料与外围资料丰富诗文内容,增强竹枝词可读性与可信度。     

论二十世纪前期人类学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及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一批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调查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邵力子创办20年代上海大学的实践及理念

1922年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创立的上海大学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民族革命运动的核心”。上海大学创办初期一位“半隐身”的特殊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资深的国民党人士——邵力子,身兼国共两党党员,作为“联络员”,能将两党致力于办学的人士召集在一起商讨创办这所革命学校。故本文首先展示他参与创办上海大学跌宕起伏的经历,再现他于此初步探索的新式教育理念。本问题的研究,无论对中共党史,抑或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都大有裨益。     

论如何在新世纪办出精品学报

作为高等体育院校最新科技传播的主要媒体———体院学报 ,就体育界学术交流、技术推广、信息服务等传播渠道方面 ,以何种姿态跨入新世纪门槛 ,迎接新的挑战。在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学报要求发展 ,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高扬时代主旋律 ,向社会推出精品学报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文化内涵

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文本中,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从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象的丰富内涵予以比较分析或阐述,有助我们对新诗中的死亡想象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心态。研究发现,憧憬美好生活与追求进步是青年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流,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的双重作用。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另类＂特征被人为地放大,容易强化其＂弱势＂心态。接纳与增权将激发青年农民工的潜能,促进其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自我价值实现。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