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者及其信仰--邵洵美与西方"唯美主义"

邵洵美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唯美棗颓废主义诗人,尤其是他对唯美主义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倡导对推动唯美——颓废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邵洵美唯美棗颓废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棗文化背景以及他对西方唯美主义的译介两个方面论述了邵洵美诗歌创作与西方唯美主义的关系。     

模式与诗歌：对邵洵美诗歌的文学定位

借用弗莱的3种正统的文学语言模式剖析邵洵美诗歌,把邵洵美的诗歌创作分为描述性模式、概念性模式、修辞性模式。在这3类模式中,可以看到邵洵美诗歌与西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关系,从而对以往把邵洵美以及其诗歌定位于唯美—颓废主义提出质疑,并认为邵洵美以及其诗歌是唯美—享乐主义。     

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重审现代中国的"唯美/颓废"文学思潮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唯美/颓废"倾向不能被看做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思潮形态.西方的唯美主义思潮本身即是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之时的某种过渡形态.由于中国特定的现代性境遇的限制,唯美主义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即出现了分化."唯美/颓废"的思想倾向一直是作为附带性的因素参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建构的.     

论新感觉派唯美-颓废视角下的城市空间

新感觉派作为30年代上海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唯美—颓废主义流派,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唯美、颓废特征,尤其在对城市空间的刻画上,与当时的左翼、京派作家形成明显的差异。新感觉派作家将客观的城市空间主观化、感觉化,并把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融入到对城市的体验当中,使得上海成为一个具有唯美—颓废气息的都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因此染上了唯美的视觉色彩和颓废的精神色彩,即使借助宗教崇高的空间、乡村淳朴的空间也无法完成对这唯美—颓废城市空间的救赎,从而陷入了毫无希望的生活幻想当中,无法自拔。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不仅在中国文坛留下了足迹,而且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然而,中国现代文坛对于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接受不是全盘照抄的,是立足于现实的,是与当时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的。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唯美倾向

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受唯美主义艺术的影响,在形式上片面强调旋律、色彩以及舞台效果,刻意追求纯技巧;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具有一定的颓废性,因此浪漫主义音乐具备唯美主义的基本特征。浪漫主义音乐的唯美倾向在印象派音乐中得到了发展,其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段,但是,倘若过分追求技巧和感官愉悦,容易走上极端形式主义道路,并将最终沦为颓废主义。浪漫主义音乐从不同的侧面滋养了人类的精神,对我国音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音乐家开始探寻音乐和人类的主体精神,并从哲学的高度揭示音乐艺术的某些特质,从而希翼用音乐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唯美倾向

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受唯美主义艺术的影响,在形式上片面强调旋律、色彩以及舞台效果,刻意追求纯技巧;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具有一定的颓废性,因此浪漫主义音乐具备唯美主义的基本特征.浪漫主义音乐的唯美倾向在印象派音乐中得到了发展,其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段,但是,倘若过分追求技巧和感官愉悦,容易走上极端形式主义道路,并将最终沦为颓废主义.浪漫主义音乐从不同的侧面滋养了人类的精神,对我国音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音乐家开始探寻音乐和人类的主体精神,并从哲学的高度揭示音乐艺术的某些特质,从而希翼用音乐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唯美-颓废主义在现代文坛的接受——以《银杏之果》与《沉沦》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作为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坛传播的产物,<银杏之果>与<沉沦>在"自杀"这一共同的故事情节中,却表现出大相径庭的艺术趣味和人生追求:<银杏之果>明显体现了注重精神情趣的沃尔特·佩特的"刹那主义"的影响,而<沉沦>则在对"外在压迫"和"悲痛感"的强调中走向"颓废"的反抗,凸显出20年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艺术...     

创造性叛逆——《莎乐美》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接受

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在五四前后出现了大量译介与广为接受的现象,其背后有深刻与独特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是文化传统、现实需求等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四时期的作家怀着笼统而浪漫的人文情怀和反封建的热烈冲动来接受它.他们欣赏唯美一颓废主义者的那种冲决一切传统道德网罗的反叛精神以及无条件地献身于美和艺术的漂亮姿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颓废主义的深层基础--一种绝非美妙的人生观.这是一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接受美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唯美主义面纱下的现实主义——解析王尔德的《莎乐美》

独幕诗剧《莎乐美》通常被认为是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唯美理论的完美体现.然而,通过解析此剧可见王尔德所坚持的艺术观逐渐从唯美主义转向对现实主义的思考,唯美主义的面纱下实则深深地隐含着王尔德对19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在剧中王尔德把虚幻世界中的唯美和19世纪末的英国现实恰到好处地结合在戏剧表演中,从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及诗剧的意象入手,反映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艺观;同时更好地影射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自我与他者的主奴关系、王尔德“去殖民化”心理及维多利亚女王强权政治等一系列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社会批评性.     

庐隐与苏雪林——两位秉性迥异的“五四人”

庐隐与苏雪林都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都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并觉醒了的女性。她们都以"五四人"自许。但这两位同样出生在封建家庭、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作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秉性:庐隐是一个反封建的人,苏雪林是一个反"反封建"的人。她们表现出不同的婚姻观和创作观。     

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沈从文与苏雪林比较

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条分缕析梳理由社会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透析诗集主要特征,指出其诞生的渊源及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估价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状态,言辞简练含蓄,表达追求艺术性;苏雪林直率大胆,她擅长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内,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解析与品读,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评价作品。     

《绿天》里的真实与谎言

《绿天》是苏雪林女士的成名散文集。她的散文呈现了双重世界:一方面是作者憧憬的现实和理想中的一片绿天,是真实的心境;另一方面是作者用精致清丽的散文语言编织美丽的谎言,安慰现实绿天下无奈的自己。     

苏雪林楚辞研究的比较意识

苏雪林的楚辞研究富于比较意识。她善于以世界文明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文明史诸问题。她将中国古史作为整体来考察,得出来的结论较为宏通。爱国主义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其最大特色。苏雪林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上接受了中国文明西来说。她辩证地处理了科学态度与个人感情间的关系。她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原初文化的冢子,并论证了台湾与大陆文化之间的一体性。宏伟的意识与微观的本领相结合是其又一特色。它体现在文本考据上,并由细微而返归大略,支撑其楚辞研究。苏雪林吸收了梵二会议以来的神学理论成果,这有助于其学术研究贴近国际前沿。     

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初识

国内学术界迄今认为,犹太古典文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首次对一部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予以评介,认为这是一部雄浑、悲壮、自豪而充满自信的历史剧,它艺术地展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意义;其戏剧艺术主要得益于典范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剧作家以西结有意识地遵循舞台演出原则,把《出埃及记》中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在幕、场的设置,诗韵的运用等方面对古希腊戏剧既极力模仿又有所突破,大体做到了“犹太躯体与希腊服饰”的合一。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李春祥先生的元曲研究

李春祥先生撰写了我国新时期"第一本元杂剧史"--<元杂剧史稿>,对元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新时期的元曲研究界开风气之先;他提出并论证了"<录鬼簿>才是戏剧史领域里的开山之作",将我国戏曲史中有关这门学科建设的时间提早了600年;他对元代包公戏、元杂剧地域范畴的研究及元人散曲的研究多有见地;他对元杂剧"全面的、多角度的,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绩.     

共和国知识分子的颂歌——评《大树西迁》

<大树西迁>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精心打造的秦腔现代戏,她以苏毅、孟冰茜一家三代西迁50年的奋斗历程为线索,再现了西安交大50年的风云变幻,讴歌了共和国知识分子"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生存理念,展示了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及对亲人的至深情感.剧作构思精巧,舞台效果美轮美奂.     

新剧“甲寅中兴”的再审视

新剧“甲寅中兴”指的是从1913年下半年开始到1914年,持续了大约一年多时间的新剧发展态势。一般观点认为新剧在“甲寅中兴”之后,基本就衰亡了。事实上,新剧在上海的剧场演出中仍然占据着很高的比重。现有的大多数戏剧史论著一般不再谈论新剧在1914年之后的状况,用“衰落”两字一带而过,这既是由于史料缺乏,也是主流价值追求造成的思维定势。1914年之后,在游戏场中仍然不间断地上演,而游戏场中的这部分演出是不被主流戏剧史书写者放在新剧的演出中进行考虑的。要还原新剧在当时真实的演出状况,必须对它进行全面的考察。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