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时期徽州女子的择偶标准

明清时期,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徽州宗族严格规定女子择偶需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而贫富不论,形成了一套以门第为主、兼顾才学、不重财富的择偶标准,徽州女子择偶往往无自主权,全凭宗族家长决定。但透过森严的族规家法和官方文献,徽州女子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择偶标准,家世才学、财富、外貌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探析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特点

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的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繁盛,族人为了团结族人,联宗、睦族,开始大量地编修谱牒,家谱数量达到历史之最,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善本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分析,研究徽州族人在编修家谱时所呈现出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为后世族人更好地认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

明清以来的徽州,人们对人生仪礼中的丧葬仪礼格外重视。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经商之术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雄踞商界达三百年之久，与山西商人同执商界之牛耳。他们营商的足迹“几遍禹内”，所谓“山海无所不至”。徽州商人营商成功的秘袂，除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以儒术饰贾事”，自觉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也就是以儒道经商，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以外，高明的经商艺术亦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善于从古代商人那里汲取经商的有益经验，《史记·货殖列传》所总结的先秦商人范蠡、白圭的治生之学成了他们尊奉的圭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徽州商人经商之术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析

从房价收入比看,目前上海的房价处于高位,这对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大力提倡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贷款方式来购买商品房隐含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勉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政府提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案目前只适用于保障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没有纳入保障范围。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限价房开发模式是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 ,而实际上德治要求的是政治统治应该符合伦理道德 ,它包括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德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是我们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键。     

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而社会和谐则能够优化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的实现基础,能够为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能够为党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完成执政使命提供现实条件。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势在必行。     

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

社区规则是社区这一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制度,是运行于其间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的标准、要求和尺度。社区规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来源与性质划分,可将其分为法律性规则、政策性规则、道德性规则和习惯性规则等四种,这是最主要的分类方式,其他分类均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可以更加明晰社区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元代怯薛入仕契机探析

怯薛直接被皇帝任命官职,而不经过中书省,这在元代被称之为“别里哥选”,是元代主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常见的怯薛入仕契机包括勋旧世家、举荐、才识、忠勤、年劳、立功、特殊技能等。这些契机充分体现了元代怯薛入仕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