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元代儒家道统说探析

道统说是关于儒家传道谱系之论说,一般认为其传续谱系具有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因儒家各时期、各派别在构建道统时的立场不同,所选取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使得儒家道统说双重维度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侧重,体现出差异性。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元代道统传承的政治意味突显,与学术的传续一起,显示出"政学兼重"的时代特色。     

试论陆九渊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

陆九渊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一个可以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的背景下,陆九渊不可避免地要与禅师道士交往。陆九渊与佛道交往为其思想的形成储藏了丰富的营养,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陆九渊对佛道的利用与吸收是全面性的,涉及到本体论、心性论及修养方法等方面。陆九渊站在维护三教所均有者与承续孟子道统的立场上,主张三教会通,吸收佛道的思想,以道外无事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心性观及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为纲要建立了融通儒释道三教的心学体系,成为儒家主张三教可以合一的第一人。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

理学道统论的实质在确立儒学的正统性和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但通常作为文献根据的《论语》和《尚书》,不能恰当满足道统论成立所必需的理论资源,故需要补进《周易》以完善儒家圣人的谱系及其所蕴含的中道、"时中"的传道内容。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船山道统论与文化根脉

<正>中华文明有一个核心价值认同及其传承发展的道统,并因之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儒家建构的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传谱系,经唐代韩愈、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等历代学者全面系统阐述和发扬光大,成为这一道     

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语言性“大地”

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大地”，之所以成为语言性的“大地”，主要是凭借于语言自身的道说，作为道说的语言开辟道路而成道，然而自身却隐蔽不显，语言开辟道路并呼唤出四方世界。作为四方整体之纯一性的大地与其它三方相互归属、相互游戏。本质的语言即“道说”就是家园，家园作为“道说”聚集着天地人神四方，并且此四方整体的镜子的游戏使人诗意地居住在语言作为家园之中成为可能。     

东北沧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此后近５０年间，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开展“海外开教”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警示后人。     

《庄子》的道思及其诗意表达——通《庄子》玄奥之门

《庄子》的道思,乃是以“道通为一”的动态整体观为主线。这种道思是理性的概念思维之外的另一思路,即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思路。这种思路所使用的表达语言也不同于概念思维思路使用的语言,而是诗意隐喻的语言。必须暂时悬置概念思维而借助悟性的“象思维”进入这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庄子》的道思。庄子正是以道思揭示出人性“欲壑难填”的弱点,而对人类自身异化作出深刻批判。庄子同时还揭示出人具有对于克服异化追求理想自由的善根,从而为人类摆脱精神危机点亮一盏明灯。     

从相争到合流——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伴随儒学独尊、佛教传人、道教兴起,“三教”在伦理本位、形神因果、夷夏之变、仪礼教法几个方面展开了长期的论辩。经过约五六百年的对话,儒释道终于从相争走向合流,逐步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文化格局。此一过程启示我们：在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回避冲突、引人暴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化解宗教冲突还是应走对话的道路。以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情形论,功能似合流与本位似合流或是宗教合流的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化解宗教冲突。     

道教与伊斯兰教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生死问题是人生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为宗教更是将生死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加以探讨。道教与伊斯兰教作为两种人为宗教,在解释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两者看法不同,道教认为人是由“道”派生的。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神创造人类。不过,在生死问题上,道教与伊斯兰教观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神对于人有绝对支配权,都极为珍视人的生命,它们对待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待死亡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

荀子明确将自然对象排斥于人的认识领域之外 ,而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三位一体的“五经”、礼义和道。荀子的认识方法 ,一是通过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心灵 ,以静观的方式来认识对象 ;二是认识主体以“行”即践履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荀子的认识目标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知性层面的“解蔽” ;其二是德性层面的“成圣”。从上述认识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目标的具体规定来看 ,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社会道德认识论” ,而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萧天石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道教养生的特征是超越性,是得道成真;而得道成真的最显著特征是长生不死,因此,一般习惯于把道教养生学归结为《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道教养生学首推内丹学,内丹学肯定“长生久视”;但认为其最高境界不能仅限于“长生久视”。而是与道合一的“真人境界”,萧天石称之为“道世界”。与道合一的过程是追求“合真”的过程,道教称为“全真”,正是在此意义上,萧天石称道教养生学是“全真之道”。将道教养生学的最高境界从“长生久视”提高到“道”的境界,进一步拓展了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发展,不仅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世俗化的整体挑战,也面l临着基督宗教“后来居上”的挑战。前者使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者使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生态产生危机。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管理和引导,提升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自身文明素质和信仰素质,发挥少数民族宗教的现代功能,建立少数民族宗教作为社会性和精神性资源推动民族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