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一种学术取径——写在卜松山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研究以我为主,是一种为认识、进补自我而平等看取中国之“异”的中国研究.这种研究思路也可在另一德国汉学家顾彬那里得到印证.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同,卜松山认为西方不应自居文化霸主的地位,用西方的概念对中国作同质化处理,不应只“予”不“取”,而应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国,辨识“异”而明了“异”之价值所在,以弥补自身之不足.     

闻一多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比较

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和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法都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但是两位学者并未依附于某种已有理论,而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反思中西话语对文明与野蛮的建构。闻一多对中国"神话与诗"的主位阐释与作为"他者"的葛兰言的"中国文明"研究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然而前者的民族自我表述常陷入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矛盾之中,这一特质在与西方学者的比较中更易显露出来。     

跨文化视野里中国美学的学术自觉——从卜松山谈起

从根本上说,当下学界对西方文论局限性的批判,对中西差异的凸显,最终消解的是西方文论的普遍性,这是当下中国学界学术自觉的体现,其根本要义在于深入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面对中国经验。从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相关论点出发讨论中国美学的学术自觉,在中国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中卜松山发现中国学界自我意识的缺乏导致对西方学术的盲从。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国美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不再盲从西方理论,而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建构自身的理论。     

汉学家韩南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自18世纪传播到西方以来,引起许多汉学家的关注与研究。本文拟通过对著名汉学家韩南对冯梦龙《古今小说》的研究,探讨"三言"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忧郁”--顾彬论中国现代性的启示与不足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突显了现代性审美意识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核心的特点。在顾彬看来,忧郁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标志,因为现代人审美经验核心是忧郁,或者说忧郁占据了现代审美意识的中心。问题在于,依顾彬之见,中国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意识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因为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而中国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性,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他忽视了中国现代性具有的内在性特质,他认为红楼梦“忧郁”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实际上否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性仅来自西方影响的论断。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试论近代短篇小说的文体变革

捷克M.D维林吉诺娃等国外汉学家用西方现代文论研究中国近代小说,对以往这个领域的“定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肯定了近代小说的叙述结构和艺术技巧,并指出中国小说的转变在本世纪头十年就已开始,近代小说是“五四”现代小说的先声。但他     

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夏志清现象的启示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误解,一方面来源于汉学家的西方中心的价值标准与理论模式,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学人和批评家在西方学坛上的长期缺席。夏志清使这种情况得到改观。他把深厚的西学根底同坚实的汉民族文化基础相结合,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流派。他的成功证明：在不同类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文化持有者母体亦即亲本的参与至为重要;世界汉学的发展,有待于中国批评方式和认知角度的积极介入和渗透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东方学传统与传教士汉学——艾约瑟对上古中国宗教的阐释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十世纪中西学术史中的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他很多的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成就超越了国界,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他联接了两个世界,即中国的学术世界和西方的学术世界,一方面他把西方的学术思想成功嫁接到中国学术领域,并让它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传统学术的成果和方法引到了西方,建构了跨越东西方学术的宏大框架。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当代,大多为共时研究,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非常独特。他对美国的语言学和汉学研究贡献巨大,在海外汉语教育方面的推广工作上也是成绩斐然,是许多美国汉学家的入门导师。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汉学视阈下的明清女性文学经典化探析——以美国汉学家孙康宜之观点为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兴起后,传统文化中女性文学的"缺失"令人深思。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女性作品数量严重不成比例,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美国学者孙康宜为首的汉学家为例,从外部文化因素与内部女性美学剖析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现象,为探讨众多女性作品未被经典化的原因提供了启发,也为中国文学史的拓展修订提供了借鉴作用。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刘若愚"以西释中"的得失

刘若愚,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获得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则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从中国到西方的人生经历,为他成为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等8部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在文学理论方面,刘若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给予结构性整合,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式的比较诗学体系.刘若愚为中国文论走出单纯的汉语语境,与西方文论对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所采取的"以西释中"方法,也存在着诸多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文论的特性.因此,本文探讨刘若愚"以西释中"方法的得失,对于中国文论"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与不变:史景迁《王氏之死》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汉学家,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遵循求变的原则,以自己的理解个性化地建构着中国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他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背后又隐藏着不变的西方固有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尽管如此,他为我们提供了看待自身的不同视角,也启示我们异质文化之间要相互审视和参看.     

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

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年代学尤感兴趣,这主要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编年史问题的分歧,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编年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首要的一步便是设法将中国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和西方的儒略历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对中西历相互转换进行出色的研究,他的转换表简单巧妙、通俗易行,是当时汉学研究的得力工具,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耶稣会的性质及其在中国传教的特点。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