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文道观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秦汉儒家主张“文以明道”,唐宋古文家主张“文以贯道”,前期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朱熹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道合一”。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将历来仅限于道德或道统内容与文学辞章关系的文道说,切入到体用关系的深度,从表象世界或表现方式与其本体世界或终极原型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新的审视。然而朱熹的文道本体论自身包含着由其理气关系决定的两重性矛盾。     

《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一部有创意 ,在体系、规模弘大、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它产生于明代中后期之交 ,是当时唐宋文派的一大创造。本文探讨了此书产生的历史渊源 ,文学观点和批评方法。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中唐古文运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体之变

中唐古文运动关涉文学思潮的变化,历来解释颇多,一般说法多从革新说、复古说、创新说等等阐扬开来。然而,以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视角对此进行观照,加以还原,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唐宋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文体之变,是社会转型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特定的文学思潮并非孤立的现象,而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中唐古文运动在唐宋社会转型加剧和明显的背景下发生,是中唐实用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和表现。     

南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及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上继承了北宋理学家道本文末的理念,但与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排斥文的存在不同,南宋理学家又主张文道一体、文以讲道。而且,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的理论层面与文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上存在着复杂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吻合,也有背离甚至是分离。南宋理学家的文学活动往往能够冲破文道观的束缚,显示出文学家的特性。     

清初“重文乃所以重道”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清初古文家方楘如针对明末清初古文唐宋派、语录派与小品派对文章书写艺术性的轻忽,提出了古文书写"重文乃所以重道"的理论主张,倡导文、道并重,重建了文、道关系,推扬了古文书写的艺术性,创新了关于古文的观念及其艺术形态。可以说,他的这一古文书写主张与方苞的古文"义法"说、"雅洁"说桴鼓相应,代表了当时文坛对古文文学性与审美性的理论诉求,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     

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探析其在两宋理学家的接受境遇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与其文学的传播经受紧密相连,这在北宋和南宋理学家的接受视野中尤为明显。在北宋,理学家们由于在文、道之关系认识上的偏颇和受"道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对柳宗元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当时习以为俗的"韩柳并称"论。到南宋时,理学家们借古文来弘扬道义,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融合,柳宗元的文学地位随之提高,进入了与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并称的"文章四大家"之列,已具备了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柳宗元在两宋理学家接受视野中不同的境遇,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文艺观是影响其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因素。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论“逸品”审美内涵的历史深化与发展

“逸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 ,是由唐人提出来的 ,它的美学内涵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深化与发展。唐代的“逸品” ,是“不拘常法” ,狂放的 ;宋代的“逸品”是鄙弃法度 ,笔简形具 ,出于意表 ,优雅的 ;元代的“逸品” ,则是“写胸中逸气”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清奇的。“逸品”美学内涵的深化与发展 ,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时代特色。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中国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首先在唐代入画。其画表现的是仙人的生活,风格以“魁奇”出俗为主,与宋代的淡远风格不同。历史上第一位有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第二位是元代赵孟頫,他对李公麟画法有继承也有开拓。宋元人请陶入画与他们崇敬陶渊明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与陶渊明相关的画很多,陈洪绶的陶渊明画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它表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和画是相通的,而中国的诗和画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应该注重以优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深入研究等。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