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争论的反思

鲁迅形象研究的问题,从形而上层面来看,是国民思想自由与民族精神成熟发展程度的衡量;从形而下层面看,是国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策略。从"政治化"进入"人格化"的鲁迅,是民族信仰在社会转型阶段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格局形成的直接结果。民族共同体在戒除了狂热的领袖崇拜与脱离了肤浅的阶级政治"乌托邦"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就是精神的何去何从。在"人"的返回之路上,鲁迅形象建构中出现的"凡人化""恶人化"与"庸人化"倾向,充分地显现国民借助鲁迅走出精神困境却又深陷于精神囹圄的矛盾。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有限革命的张力：“国民革命鲁迅”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鲁迅在广东》基于国民党左派背景,通过收集鲁迅初到广州的时评及其本人的演讲作文,建构出了一个"国民革命鲁迅"形象,它将鲁迅从一个"文学家"升格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反映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策略和"有限革命"性质带来的张力空间。最终因为清党的原因,鲁迅否定了这一形象,并建构出了新的"同路人形象"和"同路人革命传统"。而鲁迅与国民革命离合的背后,实际是"大革命"观和"有限革命"观的冲突。     

先驱者的童年视角和启蒙呐喊 --试论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及其审美意义

鲁迅虽然没有机会专门为人们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但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却塑造了一些鲜明的儿童文学形象.这些儿童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深厚的文化蕴涵.分析研究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这不仅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鲁迅"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呐喊及鲁迅的心灵和思想有更全面更深切的理解.     

“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家形象学视野中的鲁迅

从作家形象学的角度看,鲁迅形象是社会公众以鲁迅某些个性特征为核心,通过对其思想方面的某些要素加以概括,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起来的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定型化形象;它由理性评判系统和感性印象系统有机构成;它的特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动态性与稳定性、集体性与寓言性等。鲁迅形象在文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及独创性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需从同代作家的创作共相与中外文化两个角度考察。从前者看 ,鲁迅与时代话语保持了互动关系 ;但他将分散于时代话语中的象征要素结合起来 ,完成了关于一个时代也是关于一种文化的象征建构。从后者看 ,佛教、基督教、儒家、道家均对鲁迅的象征创造有影响 ,而尤以佛教之地狱、基督教之耶稣形象影响至大。鲁迅的象征创造突破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模式 ,将中国象征文学带入了一个现代时期。     

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在“30后”与“70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

鲁迅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民族精神文化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整个民族遇到问题,可以到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内部去不断吸取资源。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现实。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鲁迅研究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的问题,在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所有发展模式、所有文明,都发生了危机,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只有在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考的意义。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鲁迅的思想是创造这样理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鲁迅的意义,普遍认为是拔得太高,实则认识远远不够。     

“自我”的危机与拯救——《伤逝》再解读

通过对《伤逝》文本的解读,发现涓生在建构自我形象中经历了"启蒙导师"、"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等形象的转换,在自我形象的不断转换中经历了严酷的内心搏斗,小说以涓生"手记"这一自白体,将坦露与掩饰、追问与忏悔、真实与空虚等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交织于一体,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生成的困境与可能性。《伤逝》作为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分析涓生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更深刻理解鲁迅先生1925年之后如何回应和深化其早期的"立人"思想。     

论鲁迅启蒙文学观的哲学原创性

鲁迅的启蒙观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境遇独创出来的原创性思想体系。它围绕着国民性与人性两个思想维度展开,前者是针对国民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文化重建的启蒙实践;后者则深入到人性重建的内在根基,既为前者提供价值重建的理性原则与基本依据,同时又体现出其哲学底蕴与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意义。鲁迅启蒙观既强调个体主体性及自由选择的重大价值,又极为看重信仰与意志的力量。自由意志在鲁迅启蒙观的思想框架之中,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即被置于从非理性原欲状态过渡到理性信仰的逻辑链条之中:向上它意味着人性的提升与再塑造,向下则意味着对人性原生态的批判和疏导。     

守望生命信仰之境,点击虚无主义行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之一)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其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的这一意义体系建构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自觉挖掘.鲁迅杂文对濡染着虚无主义气息,依附在虚无主义精神上的言行举止有着广泛的揭示、批判,鲁迅杂文对虚无情景的不断"批判--解构"持续完成着其自身对于生命信仰之境的反复建构.     

《说鈤》·新物理学·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

鲁迅写于1903年的<说鈤>热情预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当时的鲁迅已经站在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革命性理论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与静态物质观的基本预设,而时间终结问题的提出,是对人类有始以来曾经拥有的精神理想的重大挑战.这促使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大大地偏离了五四时代所倡导所理解的近代科学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超越五四时代所崇尚所宣示的知识图式与知识谱系,进入更深邃的精神追问和哲学质询.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正与一个独特的时代相遇,面对各种"终结"说,面对"永远"的消解和形而上的消解,鲁迅思想的犀利性、前瞻性,他思维方式的独异性、悖论性以及他在"终结"与"中间物"、"虚无"与"实有"之间所做的抗争和所表现的智慧正凸显出当代意义.     

启示“虚无体验” 邀约“战士”人生——论鲁迅杂文蕴含的生命信仰路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中隐含着相当明晰的生命信仰"路标":启示"虚无体验"、呼吁"虚无超越"、邀约"战士"人生。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克尔凯郭尔的“个——群”对立模式与鲁迅的群众批判

鲁迅与克尔凯郭尔都是人类文明的警示者和沉睡国民的唤醒者,在他们的思想构图中,群体永远都处在与个体的对立性并置模式中,他们都把批判的锋芒对准无所不在的群体.鲁迅文学世界中的群体形象以及他对群体的深度开掘与克尔凯郭尔的"个-群"对立模式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只拈出"看客"和"无主名"在鲁迅与克尔凯郭尔之间展开比较阐发研究,力图彰显鲁迅群体观的哲学、心理学深度和普世性广度.     

启蒙者的困境--孙中山论"国民性"问题的个案分析

孙中山通过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做新型国民的现实途径,从而建构了理想中的国民形象.在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由中西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但是却暗含了"国民性"与"公民"对立的中西文化观念深刻冲突的问题,它也凸显了孙中山文化观念中无法回避的思想困境.     

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阿Q精神的三个时代--浅析阿Q精神的演变及承传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所具有的阿Q精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给国民心理上造成不同缺陷的"国民性".然而,"阿Q精神"并不是单一的个人精神性格,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在任何时代都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分析了阿Q精神的演变及承传历程并初步分析了这一"国民性"的渊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