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宋代士人改字及其社会文化分析

古人有名亦有字。相对于名而言，字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宋代士人认为，字不仅是其命运前途的彰显，而且是其士人身份的重要标识。故而，宋代士人重字贵字并对字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士人改字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改字的原因，或为避讳、或为迷信、或为审美情趣、或为勉学、或为道德训诫。改字这一社会现象最主要体现了士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这同时也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性加强背景之下社会分层中士人的价值取向。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医与士之间:明末清初上海李延昰的边缘人生

上海人李延昰的身份比较复杂,受文坛推重的诗人、擅长抚琴的琴人、社团中的翘楚、城市山林里的隐士、行医者等等,这些身份从不同领域说明其社会角色和获得名声的途径。实际上他生前并不显赫,在提及时,均托他人之名,徐孚远的高足、名医李中梓的侄子。而他本人则在临终时以一瓢一笠一琴一砚生平玩好分给友人,并将所藏书两千卷赠给著名学者朱彝尊,借此完成士者身份的回归。经历明清易代的士人,在复明无望之后,无法通过直接参与新政权实现社会理想,不得已以医谋生,但又不甘心以此作为人生的归宿。士人运用一系列文化符号象征,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寄托于超越个体生命的传统文化表征中,以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记忆。这种无论是出于本人自身的选择,还是叙述者有意造成的模糊,实际上反映出易代时士人的一种困惑,以及泛边缘化的心态,同时又想回归主流的愿望。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自由与禁锢——晚明女性对园林空间的使用与影响

晚明社会的剧烈变动极大影响了当时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地位,园林空间恰巧成为体现自由与禁锢的窗口.以仕宦家庭女性及名妓阶层为代表,前者受限于传统道德多居于家宅,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生活趣味,并通过各类特色景观要素与做法为园林空间融入女性化审美风格;后者则通过趋近文人的审美倾向而维持社会身份,营造清雅的生活环境,同时广泛...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论“处士横议”

"处士横议"现象在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以往对横议处士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差,他们其实指那些有着强烈入仕愿望而尚未出仕的士人,而非隐士。处士横议与战国时期诸侯对人才的主动招揽、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风气等密切相关,是时代巨变的产物。处士横议对士人精神、社会变动有过积极影响,也存在弊端。战国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人群体本身的分化,以及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处士失去了横议的土壤,因此到秦汉时期逐渐式微,其后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处士横议则不复存在。"处士横议"从极盛到式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伦理身份危机——评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

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另外那个女人》体现了人在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于自己社会身份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在战争年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伦理身份危机,《另外那个女人》中各个人物在各自的伦理身份的建构过程中也遇到各种无法改变的身份。莱辛试图通过这种描述唤起现代人重新审视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角色,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准确定位自己的伦理身份。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物欲的焦虑：明代中晚期笔记小说中“妖”物观念解读

明代中晚期笔记小说中屡见将人造之物冠以“妖”名的提法，诸如服妖、扇妖、墨妖等。此类“妖”物的说法，是时人借助古已有之的概念对新兴社会风俗的评说，同时也体现了中晚明以江南为中心地区物质文化繁荣的盛景。基于笔记小说写作的社会语境、文本语境和作者群体身份，此类对于“妖”物的聚焦，从思想史的领域考察风俗变迁，揭示中晚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物质对象、金钱和购买的态度，尤可窥视儒学之士在社会转型之际对物质消费风俗的焦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