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江南文化家族对曲文化的贡献

晚明作为古代曲文化的又一黄金时代,其核心地域在江南,而且晚明江南很多文化家族热衷于曲,纷纷参与到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发展、提高过程中来.一部分擅曲家族甚至将曲学发展成为家学,多名家族成员甚至几代成员坚持不懈地致力干曲文化的播扬与开拓,因而他们从文学创作到舞台演出、从曲学总结到整理刊刻等方方面面都颇有建树,他们对民族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晚明藏书热潮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研究

晚明出现的藏书热潮给当时的社会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藏书热潮产生的个体效应——科考意义的式微、与正统文化相连的身份意义及家庭意义的凸显,使得文人、家族逐渐认可女性才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培育和发展;藏书热潮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书籍阅读的大众化、普及化,各种读者群体大增.读者群体的扩大,增加了读书人在公共领域的舆论力量,使其能够对抗政府的礼教系统,给女性才学的施展以舆论空间.藏书热潮作用于家庭,为女性营造了阅读和书写空间;作用于地方,促进了地方名流对女性才华的推助和认可;作用于社会文化,男性文人对女性作品的评介峰起,催动女性读者兼作家群体的诞生,从而在多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化生存空间.但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是相对的,它决不是专门为女性营造的,更非与男性文化生存空间并行而存,丝毫没有改变女性依然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文化意象

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啻是躬耕地的自我表白,更有深刻的文化意象:既具有儒家正统文化传承的承前启后意象又具有唐宋之后日益强化的正统与平民文化意象.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金瓶梅》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作为描写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生活,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此来揭示《金瓶梅》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刺点与标出:晚明书法的文化符号学分析

晚明时期,中国书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张瑞图、傅山、王铎等书家,以狂放恣肆的笔墨冲击着传统中正典雅的书法风格。借用罗兰·巴特的"刺点"以及文化符号学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晚明书法的革新意义。晚明书法在笔法、章法、笔墨方面呈现出"刺点"风格,并体现出一定的异项艺术特质,由此凸显了书法艺术的本体性意义。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

本文以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为视角,对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解读,并藉此对晚明时期"武臣好文"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是晚明社会"武臣好文"现象的典型代表,为晚明社会的多元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     

晚明士人审美意识嬗变的历史考察

晚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他对成熟了的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的转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意态纷呈.在审美领域来说,出现了传统审美意识向重视个人性情与审美意识的转型.平民意识的勃兴使审美文化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导致世俗生活的情趣化、艺术化.     

晚明小说出版的时空变迁与传播特征

作为晚明商业出版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通俗小说出版经历着从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向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地域变迁,呈现出持续繁荣的特点,其传播则体现出流派众多、佳作纷呈,选精集粹、选本流行,演绎时事、新闻性强,精心策划、多方行销,翻刻纷纷、风行海内等特征,值得总结和借鉴。     

剧中江南:晚明苏州传奇地域文化特色之一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江南地域文化特色。深入分析这一特色形成的原因,对于探究戏剧与地域文化的依存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明文艺思潮与丰子恺漫画创作

丰子恺的漫画创作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又有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晚明文艺思潮。晚明文艺思潮对丰子恺漫画创作的影响,表现在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独创、强调个性表达以及向民间文艺学习等三个方面,丰子恺在漫画领域取得的成就,正得益于这种遥远但却坚实的传统。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