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发展中的三个环扣——“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一

历史固然是由各种偶然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但都受其内部规律支配并具有螺旋形前进的发展趋势。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冲击着中国文艺思想时,“小说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小说观又一次进行了革命。如何说明这两次革命的内部规律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从“公性情”到“人的文学”——现代小说文学观念的形成晚清“小说界革命”究竟给中国现代小说贡献了什么,现今学术界的答案是:把小说列为文学正宗的地位和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确实,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的《论小说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与审美嬗变

1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一向被斥为“闲书”,不被列为文学的“正宗”。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推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在理论上打破了封建文学观念的戒律。不过,小说主要充任的是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运动中“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利器,未能直接促成中国小说彻底革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五四”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使一向被歧视的小说获得了一种前     

20世纪小说：模式及其沉浮

２０世纪小说：模式及其沉浮张法自１９０２年的小说界革命始，中国小说就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关联，中国文化在特殊境遇下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两大因素：现代都市和现代革命，三种人物：革命家，学院知识分子和都市文化人，最为相关。这两大因素、三种人物又因中国文化...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严复、夏曾佑的小说美学思想

严复、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 ,可称之第一篇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小说美学专论。夏曾佑独撰的《小说原理》 ,也是近代“小说界革命”重要的小说美学论著。严复和夏曾佑的小说美学思想涉及小说的本原、审美特性、审美功能等方面的内容 ,既借鉴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合理内核 ,同时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文艺“经世致用”精神 ,不仅对“小说界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 ,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丰厚的文化价值应该重新予以认识:虽然现代女性革命小说有其局限性,但是,该类小说的创作在促成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女性传统和创作模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形成了现代女性的角色意识、现代女性的心态、现代女性的审美取向、现代女性的话语,对推动“五四”女性文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在历史进化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

本文认为梁启超改良群治的小说理论，是中国传统小说观的深刻变革，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鲁迅继承与发扬了梁启超改良人生的文学观，创造了成熟的现代小说的审美范式。先驱者留下的思想与美学启示对当代文坛仍有重要意义。     

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包含着对于欧西小说的政治想像,体现出一种深在的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及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充分说明他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与文明观念。从文明论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于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回顾过去的小说发展历程,还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文化语境下我们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     

从《药》看鲁迅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鲁迅是中国小说现代化之父。从《药》即可看出 ,他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实现了“实用大于消遣”的小说价值的现代转换 ;二、实现了“人物大于情节”的小说观念的现代转移 ;三、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小说形式 ;四、运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口语。     

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从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出发,在许多学科领域作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在文学上,他竭力提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新的文学观念引进中国,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发展到近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晚清报载小说广告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报载小说广告既是晚清新小说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主要媒介,也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的推动力量。报载新小说广告意图明确、简明扼要地鼓吹小说改良社会的主张,对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传播起着积极的宣传普及作用。报载新小说征文广告属于契约性的合同,规范和引导着新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报载小说广告的销售宣传,加剧了新小说撰译和出版中的跟风现象,对小说界革命的创作繁荣和形成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