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人格精神与中国古代艺术美追求

一 隐士的大量出现及稳逸行为的几度普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这在别国文化发展中是难以看见的。也许我们能够说,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隐逸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隐逸文化的勃兴及传承,在客观上刺激了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而在隐逸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隐逸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建构。这种实践与建构是在隐士们艺术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中最终完成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依此逻辑,则隐逸人格精神之于隐逸文化,甚至相对于古代审美文化都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承担者”。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历史上,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隐逸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它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既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与之相抗衡。隐逸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道家文化,在隐逸文化氛围中     

贞观雅诗学观析论

唐太宗及其文臣在反拔梁、陈宫体的诗学实践时大力标举“雅”诗学观念，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宫廷雅诗。这类诗歌内容上以咏歌王政为雅，诗致教化为雅；美学品格上以中和为雅，典丽为雅。唐初的儒道合流又使源于儒冢思想的雅诗学观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因子，表现在诗学追求上为以隐逸、清虚为雅。     

中国本土经典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评析

因果报应观念原本就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对天地鬼神的尊崇与敬畏,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肇始。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蕴藏于儒、道、墨等传统经典中。佛教传入之所以能逐渐被接受并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因果报应观念的共通密切相关。因果报应观念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内核,也是儒道释相互借益竞相发展的前提。     

论中国古代自传中的生死智慧

古代自传是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生命情怀的真实写照。从文化层面可将古代自传所体现的生死智慧分成儒道两种类型,分别指向使命人生与逍遥人生两种生命形态。但同时,传主也可能同时烙有儒道释法等多种思想印记,或不同时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生死智慧。     

空间生产理论的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建构历程的探讨

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经历了三个建构阶段,即从神话时代到殷商时代空间生成描述与建构阶段、从西周"家天下"空间设计到诸子空间生产观念确立阶段以及汉至清大、小传统空间生产观念共存阶段。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的建构历程发现,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是生产和建构的结果。空间并非康德所言是先验的直观形式,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不断被建构的空间意识。空间并非客观的背景和容器,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可以被生产的社会想象。梳理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可以为空间生产理论提供思想资源,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理解空间生产的实质。     

从中国古代美学身心观看江南影像的当代书写

中国古代美学作为身心一元论的身体美学,将身体与世界理解为互相关联的情境,并将体验置于审美活动的中心,讲求感性的审美经验.文章引入了中国古代美学身心观这一视角作为阐释江南影像的理论框架,以期观照江南影像的当下创作与研究.在江南影像的空间建构层面,其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美学儒道互补式的身心观的延续:一则它赋予了江南影像"以身为喻"的本体论的生命美学,使其找到了生动而鲜活的情感表达途径;二则为江南影像带来超越尘世与利害的浪漫精神,以构筑纯粹而自然的审美空间.在江南影像的叙事层面,作为诗性主体的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江南影像带来复杂微妙的内涵和更具生命力的审美风格.两性对话是江南影像叙事结构的根源,也是诸多二元关系的生命元话语,为江南影像带来虚实相生的美感.     

中国空间观念的词源学研究

古代空间观念是原始先民在具象空间感知基础上通过想象不断建构、生产出来的空间意识。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生产与建构经历了从具象方位感知到抽象方位观念、从身体方位辨识到栖居区位划分、从宇宙空间的哲学想象到权力空间的政治建构、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的伦理化空间建构四个阶段。对中国古文字系统中涉及空间内涵的字词进行词源学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生产与建构的过程及规律。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试论李白的隐逸

试论李白的隐逸孙波一、中国古代的隐逸原型隐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李白的隐逸只不过是这现象中的一角风景。因此，只有把李白的隐逸投放在中国古代的隐逸现象的大背景中，才能正确把握李白的隐逸。中国有记载的比较早的隐士是尧时代的许由。据载，尧想把天下...     

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道互补

刘熙载是位恪守传统伦理学说的清末学者。然即使是这样一位“粹然儒者”,其文艺美学思想在吸取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渗透了道家的变易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诗艺引向了精微。刘氏之儒道互补的审美意识有力地佐证了“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的主流”这一命题。本文主要探讨刘氏文学思想中儒道互补的契机、物化形式及意义,由此探究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驱力。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母性崇拜与古代文士的审美价值取向

母性崇拜是指女始祖崇拜和女阴崇拜 ,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这种文化意识以渗透的方式影响了中国核心文化——儒道文化的建构 ,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积淀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出独特的人文特质。致使以柔为美成为中国古代文士的审美价值取向之一。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是独具特色的。他首先指出大气磅礴是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认为张载承接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扬了儒学的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其次,他肯定援道入儒、儒道融通是张载关学理论建构的关键和枢纽,确立了北宋儒学形态的路径和方向,对于宋明理学的奠基有历史性贡献;最后,方东美对张载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着讲",善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反观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寻求中西思想价值的归致和贯通。     

论儒道两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其生态智慧

儒道两家关注"心性"、"生命"、"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关注"天人一体"、"万物一源"、"物吾共生"的思维方式,集中表征着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智慧和精神."仁爱真诚"、"自然无为"为天人共德.这种德性和精神是儒道两家给现代社会贡献的最有价值的生态智慧.     

论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

盛唐诗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群体,其群体人格特征,融进了儒道佛三大文化精神,可分为悲悯型、狂诞型、英雄型、隐逸型四大类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隐士”考论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研究面宽、朝纵深方向发展的纷呈局面。稽诸正史,旁及笔记文集,研读今人著述,发现对＂隐士＂的定义及＂隐士＂文化理论建构的过程认识和描述,莫衷一是,各持一端,多有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处。考察＂隐士＂一词出现以前的＂隐士＂文化的历史衍变,探究儒道两家对＂隐士＂文化理论的建构,方能明白＂隐士＂最为本初的面貌,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道家则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追求人间真情谱写生死悲歌--关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另类解读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展现女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的诚信,特别是她们为恪守诚信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她们以自己无声的抗争和悲壮的生死之歌,诠释了体现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的诚信观念,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对传统道德的传承.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