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南诏德化碑

云南大理县的太和村(古称大和城),是唐朝时代南诏建国的第一个古都。 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南诏)主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其他五个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了以“鸟蛮”为主体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次年,皮罗阁定都大和城。从此,大和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蛮书·六(贝佥)》记载:“大和城……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此大碑即今存于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     

试评南诏国王异牟寻的政绩

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在唐王朝的直接扶植下,蒙舍诏并吞五诏,在祖国西南边疆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它逐步扩大统治地域,管辖着云南省及其附近一些地区,异牟寻是南诏第六代国王,史学家赞扬他是南诏的“名王”。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系五世国王。他的父亲凤伽异,尚未立王,即逝世。“异牟寻母,     

论南诏的法律制度

唐代南诏国的法律制度既受到唐王朝政治和法律文明的深刻影响,又在军事、礼制和司法等方面继承了彝族蒙舍诏固有法律的诸多特性.南诏的法制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征,其官方立法主要涉及官制、军事、土地制度和重大刑事犯罪,关于调整日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刑民事法律,则缺乏统一的规定,而主要依靠南诏国内各部族的习惯法加以调整.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

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韩军唐初洱海地区两个主要土著居民及其力量的消长唐代初年，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所在的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着两个主要在语言文化及经济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各异的人们共同体①，即“河蛮”和“六诏”。前者通称为“白蛮”，主要分布于洱...     

关于南诏的三个称谓

一、说“诏”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踞一方的政权.有人把它称为“南诏国”,有人则称之为“南诏政权”.关于南诏这个称谓的由来,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见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现把两书所载,转引于下:《蛮书》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第67页)《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267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贞元间唐诏苍洱之盟

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自初唐吐蕃兴起,其势力发展至松(四川松潘)、茂(四川茂县)边境,双方处于时和时战状态。从开元末起,战争频起,特别经过天宝年间洱海区域战争后,南诏臣属于吐蕃,攻占了嶲州。吐蕃却屡攻陇右,乃至黎、雅(四川雅     

南诏农牧业技术新探

南诏是唐代迄今洱海地区为中心，囊括今云南全省的一个地方政权。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当地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南诏与唐王朝经济文化的交流频繁，由于受内地的影响，其农牧业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本文试图从古代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考古学材料方面。对南诏农牧业的起源、发展和特点等作一探讨。     

巍山南诏遗址

一千多年前,存在于我国西南边疆的南诏政权,从始祖细奴逻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到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大长和国建立,历时二百五十三年,传十三世。其中,在皮逻阁兼并五诏,迁都太和城(今大理县太和村)以前的八十九年,南诏都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这段时间,南诏生产力逐渐发展,领土不断扩张。对     

《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贞元九年南诏三道遣使相关问题的研究

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入唐,其后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汉文史志《新唐书》、《云南志》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有记载,其材料也极有价值,但明显存在一些舛误,所记三道遣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内容也相互抵牾。分析相关史志所记及三方当时的情况与关系,可见:向唐中央政府及唐德宗提出背蕃归唐的要求与条件,是南诏三道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此次重大行动时间的确定,则与南诏、唐、吐蕃三方情况的变化及关系互动有关。     

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一 南诏是唐代云南地方建立起来的一个多民族的奴隶制国家。南诏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云南的大业,推动了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南诏在立国270年间,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强了与邻近的吐蕃、骠、昆仑、真腊、大小婆罗门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虽然与唐王朝发生过冲突,但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南诏政权对外扩大交往,积极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和先进技术,对内加强统治,采     

南诏国初期洱海区域城镇体系的建置研究

中国西南边疆城镇发展史,是西南边疆开拓治理史的重要内容。南诏国初期（737—779）从巍山至洱海完成了兼并五诏的历史使命;受中原“郡县制”文化的影响,在洱海区域进行“都城”选址和迁移,加强了区域内的城镇建置,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此开启中国西南边疆中心化城镇集群的建置模式。以“王都”为核心的洱海城镇集群体系凸显了浓厚的军事防御性,进而使洱海城镇分布格局中心化、密集化。南诏中后期“东京”的设立和疆域的空前扩大,进一步使南诏中后期城镇建置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集群的发展模式和分布格局,从而奠定唐、宋及后世西南边疆地区城镇发展的格局基础,深刻塑造并且影响着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唐初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西南的经营，与南诏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进入武则天时期，吐蕃对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为了抵抗吐蕃的侵扰，唐朝不得不联合南诏的势力，因而采取支持南诏统一的战略方针。当南诏强大以后，围绕着争夺爨部的问题，唐与南诏引发了冲突，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最终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稳定。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卷首语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或正走向濒危，针对民族语言面临的危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研究员在“濒危语言研究”栏目中对此作了重要阐述。赵阿平教授对满语、赫哲语进行了演变比较研究，刘辉强研究员对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发出了拯救的呼吁。越析诏的兴亡是纳西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南诏与吐蕃、唐王朝关系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详细分析了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在本期“人类学研究”栏目中，从关注散工…     

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问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