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

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表面上看君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实质上表明了君王是所有政教的中心,君王的善恶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此与尊礼虚君的《毛诗》天礼之学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但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三家诗说与《毛诗》说出现了缓慢地统构与融合,最终在郑玄那里得以完成。经郑玄的统合,《毛诗》几乎含融了天人、天礼、人伦秩序等所有方面,已然消解了原帝国儒学与王国儒学的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帝国儒学系统。这就使得三家诗不复有帝国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郑玄出三家微,并相继而亡。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董仲舒生平履历再考证

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董仲舒的生平进行了再次考证,得出了与以往观点不同的结论。董仲舒大约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卒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董仲舒参加了建元元年的对策,但《天人三策》非建元对策的策文,而是元光元年董仲舒与汉武帝两人之间一次国策讨论;董仲舒两次任江都相,第一次是建元对策后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第二次是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2)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董仲舒转任胶西相即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儒学的经学化,其二是儒学对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吸纳。这两大 特点都与董仲舒有一定关系。     

儒学的第一次“嬗变”——从孔子和董仲舒谈起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仔细梳理了儒家思想从孔子创立到董仲舒第一次"嬗变"过程。"嬗变"在这里不是贬意,而是对旧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扬弃。文章主要对儒家何以可能、嬗变何以可能、怎样嬗变(即嬗变的"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明其变,求其因;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吸收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与所处的时代相切合,其政治学派便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论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基于其特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化思考,这一理论基础即是以思想、政治上的“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教而后善的人性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社会控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由此出发,董仲舒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合理性、权威性作出了论证。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很多方面均有创新与突破。在研究资料方面,对旧材料的史料价值作了进一步的发掘,并十分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在研究论题方面,既有对旧有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开拓性新论题的探索,且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层面研究并存。     

论董仲舒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独立的人与自然关系论,中国历代思想家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人、自然都是天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从天人关系中来梳理。汉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工具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其中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可以为今天的生态研究提供借鉴。     

董仲舒的仁义观

仁义是董仲舒五常之道的核心,二者的特定内涵及交互作用对他的整个道德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董仲舒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及道德修养理论;他的这种仁义观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有利于理想人格模式的塑造,有利于普遍伦理的建设。     

儒学在朝鲜三国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产生于中国,在国内得到发展繁荣,并传入朝鲜,在朝鲜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朝鲜的三国时代,儒学主要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制度的思想根底和精神的主要支柱进行了初步的嬗变。研究三国时代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可以揭示儒学在朝鲜发展的特色,还可以进一步阐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历程及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深远影响。     

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

三国时期 ,战乱频仍 ,两汉严格规范的教育体制被打破。为了文武并用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培养人才 ,三国政府都兴办教育 ,设立太学 ,其中以曹魏为典型。这一时期太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并确立了今文经的地位。此外 ,三国时期的地方办学也有一定规模 ,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其辖区大兴教化 ,创立学校。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乱、统治阶级的好尚和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