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内监督问题的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以及列宁对党内监督、权力制约等理论问题的精辟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发展可分为酝酿探索、徘徊前进、恢复重启、确立完善、全面拓展五个阶段,在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破解党的自我监督难题、筑牢党群关系的同心圆、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巡视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日益成为党内监督的利器.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巡视理论研究,促进巡视制度创新升级;要优化巡视制度组织结构,发挥巡视利剑强大威力;要注重总结巡视实践经验,聚焦强化巡视制度成效;要推进巡视融入整体监督,凝聚合力提升监督效能.     

革命新剧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话剧、歌剧等新剧种逐步兴起,形成与传统戏曲相对应的革命新剧。在晋察冀边区的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新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边区创建之初,戏剧工作者多上演外来剧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戏剧工作者开始以边区现实生活和斗争为素材创作新剧。至文艺整风运动前,晋察冀边区革命新剧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困扰戏剧创作的瓶颈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革命新剧的创作迎来了新的高潮。边区革命新剧在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配合并推动了各项工作,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武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处于秘密状态和分散游击战争条件下,发展组织力量、密切上下级领导关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需要.作为上级党组织了解下情、对下级党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的一种领导方式,巡视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革命的渊源与异化考论——以1911年的山西革命为例

20世纪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府的不良施政及其对危机事件的不当处置,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民众对官方的强烈不满,革命形势日渐成熟。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了旧政权,但革命毕竟是一项全面、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除造成权力的转移外,并未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带来新的变化,革命发生异化。而社会的被边缘化也埋下了革命在建立政权后即告终结,革命无法继续深入的历史注脚。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框架体系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在党的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历经萌芽初创、徘徊停滞、重启发展、确立深化及成熟完善等制度演进的历史迁变而形成的,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联及显著的制度优势。积极构建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巡视制度框架体系,对于丰富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提供了变革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强大动力。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大的群众党".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逻辑起点应追溯到党的筹建与诞生之时.从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过程看,在建党初期萌发与基本形成,土地革命时期正式形成,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要有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依靠党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必须坚决反对与严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各种腐败现象,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大的群众党".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逻辑起点应追溯到党的筹建与诞生之时.从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过程看,在建党初期萌发与基本形成,土地革命时期正式形成,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要有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依靠党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必须坚决反对与严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各种腐败现象,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生成逻辑、演变发展与整合创新——以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生成于破除信息传递不对称、腐败利益壁垒、目标利益不相容等中央与地方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困境的过程之中,其历史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初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断重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并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通过问题导向机制、协同机制、联动机制、制衡机制的整合创新彰显出更加显著的制度优势。面临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通过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发挥权力监督体系的整合和协同、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等举措,不断推进巡视制度的适应性,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1898-1907)

在1898-1907年间,梁启超的革命观在激进与缓和之间经历了曲折转变,但是,随着其革命思想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中不断传染和转化,反而不以他思想的嬗变而消减。梁启超革命思想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知识分子虽能通过革命话语的创造吹响舆论界的革命号角,但却难以控制革命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无法在革命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可以替代激进、煽情革命论的话语。这期间,尽管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来的创伤并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但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却逐渐地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铺设了一条愈发清晰的道路。     

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和“左”倾错误——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阶级斗争学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广泛运用。这一方法与手段,有利于简化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更是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的需要。但在阶级斗争广泛开展的过程中,亦蕴涵了某些"左"倾的因子,以至在特定的环境下导致"左"倾错误的泛起。这样,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左"倾错误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动员与效能:1946-1947年中共黄河复堤运动

1946-1947年中共两次短时期内动员数十万民众,修复黄河下游大堤,确保了黄河归故后的安全。这次治黄工程被称为复堤运动。中共将行政组织动员和政治思想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高效地完成了人力动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民工完成了大量土工,但是堤工的质量差,效率低。中共高效率地进行人力动员,却没有实现施工的高效率。因此,复堤运动的效能低下。其客观原因是内战的影响、技术薄弱和物资匮乏;主观因素在于基层干部素养低,民工积极性不高。复堤运动反映了运动式治水方式的效用和内在限度。     

媒体动员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以2011年以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事件为例

通过制造或介入公共事件,媒体动员在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被视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但是,以2011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遭致的一系列公共事件危机及其组织变迁为例,利用多源流理论对政治系统内外结构的分析却表明,媒体动员只是在问题流环节发挥着问题识别、舆论批评、框架整合与国民情绪酝酿的作用,而在替代性备选方案形成、政策企业家推动等制度变迁的核心领域则并无效能。因此,媒体动员在制度变迁中只是发挥着“社会喉舌”的角色,而不能过于夸大或过分乐观。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1921-1949年)的政治动员要素分析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增进政治认同、整合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共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广泛动员了革命的力量,最终使中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本文将着重对中共在革命时期政治动员基本要素,即政治动员背景、政治动员主体、政治动员客体和政治动员手段及特点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当代中国政治动员提供借鉴意义。     

胡志明与越南革命(1920～1945)

本文从胡志明为追求越南民族解放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论述越南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本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战略和策略并取得初步胜利的艰难历程,着重于胡志明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其思想和政治素质的主要内涵.本文指出,坚定的民族解放决心、深切的社会革命意愿、对国际大局和本国实况的准确认识、灵活求实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足以保证领导集体团结和决策机制健全的可贵风范,是胡志明及其领导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的根本特征.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旧的海关体制被以外籍税务司制度为主的新的海关管理体制所替代,海关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运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利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有关通令和其他相关文献,对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过程、行政结构、人事构成及其权属关系和内部约束机制进行了论述,对这种制度能够在中国存续发展近一个世纪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西方对中国近代海关的改造并不是施惠于中国,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下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