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基金会的组织环境与组织绩效

公益支出是反映大学基金会使用社会资源实现公益使命的重要指标。基于大学基金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影响基金会组织绩效(公益支出比重)的内外环境因素中,省域基金会的捐赠资源和组织密度与组织绩效呈负相关;基金规模、基金会年龄与组织绩效负相关,而校友会规模、“985”高校背景与组织绩效正相关。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对促进大学基金会群体组织绩效的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美国的社区基金会介绍

基金会的蓬勃发展是美国的一大特色,其制度之完备,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的基金会主要有以下西大类:独立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或家庭捐赠;公司基金会,资产来自公司的捐赠;社区基金会,资产由社区内的居民捐赠并由他们推举的理事会管理;运作型基金会,既向其他非盈利组织提供资助,同时也直接实施慈善项目。其中,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社区基金会。     

非营利组织信息透明度改进研究——基于全国性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影响我国非营利性组织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在于组织特征、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这三大因素。通过考察中国国情下的非营利组织,利用2010—2012年全国性基金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可对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的这三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组织规模、管理效率和捐赠依赖度等组织特征、组织的政治联系等外部治理因素以及理事规模和平均年龄、监事规模和平均年龄等内部治理因素均会影响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完善基金会自身建设和外部治理环境,明确非营利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处理好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有助于完善我国我国基金会的信息披露,促进基金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     

互捐行为中捐出方的运行效率——以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为研究对象

公益基金会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互捐现象。以2015—2018年企业背景和配对的非企业背景基金会为样本,基于I-P-O模型和RSR法,分别度量了公益基金会的资源获取能力、组织管理效率、项目运行效率和综合运行效率。研究发现,在公益基金会的互捐行为中,有企业背景的捐出方,其综合运行效率显著地高于其他公益基金会。其中,凭借可依赖的企业发起人,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获得了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组织管理效率;交互捐赠的受赠基金会为其提供了公益资源输出渠道进而提升了项目运行效率。但是,在向其他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的企业背景基金会中,慈善资源的沉积现象明显。资源依赖产生的正效率和委托代理关系叠加带来的效率损失同时存在,且不排除存在“伪效率”问题的可能性。政府通过加大对公益基金会间捐赠行为和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公益基金会声誉机制的经济后果

近年来,为提升基金会公信力和透明度,我国基金会形成了多种来源的声誉机制.以2010—2014年我国基金会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声誉机制能否给基金会带来更多的捐赠收入.研究发现,具有政府声誉的公募基金会在捐赠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能够吸引更多的捐赠收入;具有民间组织声誉的基金会同样能够吸引更多的捐赠收入.而且,基金会自发形成的声誉机制,诸如规模等则在任何情况下均具有捐赠效应.     

多元供给化能为效: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经验与路径选择

高校教育基金会在募集资金、动员社会资源支援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在管理模式、筹资结构、捐赠体系、专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而且在灵活设置募资项目、激发捐赠活力和募捐对等策略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由于受起步较晚、发展滞后、捐赠文化等因素影响,尚存在规模小、能力弱、发展慢、机制僵化、透明度朦胧等发展障碍.为了促进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科学发展,更好地支援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借鉴国外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成功经验,着力从转观念、调结构、精合作、活机制、创品牌等方面促使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多元供给、化能为效,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     

非营利组织对话沟通水平评价及其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基于微博环境下中国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话沟通理论,从粘性、创造回访、对话循环和信息有用性等4个维度评价了114家基金会使用微博与公众进行对话沟通的水平。结果表明,基金会在微博粘性、创造回访及对话循环等3个方面整体水平偏低,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在不同指标上表现各有优劣。在微博使用策略方面,当前基金会主要采用推出策略和拉进策略来使用微博,将微博作为发布信息、知识传播和简单交互的工具,并没有将微博使用提升到知识创造的战略层面上。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微博对话沟通水平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微博对话沟通水平更高的公募基金会接收到的捐赠收入更多,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微博对话沟通水平对其捐赠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立法初探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当事人有劝募人、捐赠人、受赠人、转赠人和受益人。现实生活中依捐赠人参与慈善的方式,有个人慈善募捐、个体向他人直接捐赠和个人设立基金会三种类型,目前在捐赠程序、捐赠当事人法律地位、捐赠财产归属等方面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建议修订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个体慈善捐赠组织的合法地位,加强个人慈善捐赠人权益的国家保证,制定受益人的选任标准,规定个人慈善组织的监督和法律责任。     

我国高校基金会发展问题概析

我国高校基金会近年来发展迅速,既是高校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高的教育成本分担的市场化结果,同时也是受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但我国高校基金会历史较短,国内捐赠环境、捐赠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等还处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中,所以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加强相关法制建设,规范募捐行为,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多重异质下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以中国9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B-K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空间区位+资源依赖度+发展阶段”三重异质性进行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传导机制的异质特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积累4条路径间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空间差异对其影响较大。     

救灾捐赠财产的法律监管研究

救灾捐赠财产是为救助灾区群众而无偿给付的财产,属于公益捐赠财产范畴.公益捐赠具有受益权与控制权分离、受益主体虚拟化等特点,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监管.在外部监管上,应建立统一的业务监督主体,结束"多重监管,监管缺位"现象,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在内部监管中,建议在公益基金会内部增设监事会,大力发展行业自律组织.     

企业慈善捐赠的前因变量与组织绩效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使传统的生产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增强作用显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文章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有过慈善捐赠的4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企业高管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均对企业慈善捐赠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企业通过参与慈善捐赠将获得的无形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核心优势,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最后,提出建立有效的政策对鼓励企业参与捐赠的积极意义。     

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能获得价值回报吗？ ——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双视角

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效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中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组慈善捐赠行为的价值提升效果不如非国有企业组显著,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慈善捐赠更能促使企业价值的提升;技术创新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慈善捐赠的价值创造效果。据此,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融资方式与规模,使捐赠决策取得预期效果;政府应以产权性质与行业竞争为抓手,解决企业创新发展难题,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交流,引导其向“专精特新”发展。     

高校教育基金会对于奖助学金发展的作用研究

奖助学金是高等院校中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生的项目,它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向大学捐资设立奖助学金是国内外企业、团体和个人支持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基金会在管理奖助学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如通过基金会设立奖助学金可以使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提高其捐赠热情;统筹管理学校奖助学金,充分发挥奖助学金效能;有效整合资源,增大募集奖助学金的效率等。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奖助学金发展的助推器。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多维困境与化解之策——以RD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这直接影响海洋环境治理效果。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以一个不具备政府背景、企业背景和基金会背景的社会组织为例，研究其在参与海洋环境治理时面临的困境。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受到资源、合法性、能力的三重束缚。针对这些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后，本文提出了完善购买服务与捐赠机制、嵌入社区、增强自身能力建设的解决策略。     

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的问卷调查

在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中,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关系效用、组织品牌绩效和组织公信力,内生驱动因素包括社会效用、情感效用和显性效用,捐赠行为产出包括捐赠次数、额度和忠诚度。广州市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个人捐赠非营利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多数与捐赠行为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显性效用与捐赠次数、捐赠额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构建的标准化的回归方程,进一步加深了对捐赠行为产出的认识。路径分析显示,个人捐赠行为受到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因素除了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捐赠行为产出外,还会因刺激到内生因素而对捐赠行为产生间接效果。     

“协同性—自主性”框架下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选择——基于S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当前,社区基金会处于从探索期向发展期的转型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内部运作机制,在社会治理中面临许多挑战。本文借鉴协同治理理论和组织自主性理论,构建了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的二维分析框架,将社区基金会分为增能自主、增能共建、参与自主、参与脱嵌等4种类型,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可能会受到外部资源、合作主体、组织管理和受制约程度等因素影响进而实现相互转化。本文选取S市有代表性的社区基金会案例,针对社区基金会不同运作模式的特征,从协同性和自主性两个维度提出机制创新、管理革新、协同合作和学习探索等应对之策。     

“助力扶贫,共享幸福” 广东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

10月15日,由省扶贫办、省通信管理局、省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助力扶贫,共享幸福”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端口开通仪式在广州举行,省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仪式上正式签署短信捐赠运营合作协议,标志着10639979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据了解,为争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广东的扶贫济困事业,探索新形势下常态慈善公益募捐的新途径,省扶贫办和省扶贫基金会于今年8月启动了短信捐赠业务洽谈申请工作,旨在为社会     

发展大学教育基金会，促进大学教育捐赠

教育捐赠对大学基金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绍了目前我国大学的教育基金会的现状及其在制度上的优势,分析了影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大股东控制、产权性质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企业的捐赠行为受到企业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识别不同因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2003～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捐赠水平;产权性质的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影响显著,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捐赠水平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控制对企业捐赠水平的负向影响比民营企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