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认识犯罪的独特角度——评路易丝·谢利《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

《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是美国当代犯罪学家谢利的代表之作。在这本著作中,谢利以与众不同的观察角度分析了两个世纪来犯罪现象的变化,指出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犯罪现象的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以暴力犯罪占优势的社会转变为以财产犯罪占主导的社会是现代化的标志。这一论断基本符合我国现代化以来犯罪状况的变化趋势,为研究我国当前现代化期间的犯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应该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     

近代早期英国的犯罪问题及其成因

近代早期英国的犯罪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是犯罪的数量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表现为犯罪的类型以财产罪与规训罪为主。与此同时,罪犯的主体是劳工等社会下层群体,而罪犯的性别多以男性为主,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变迁与贫富分化对犯罪观念的影响。犯罪问题的恶化与这些特征的形成,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持续增加、经济波动、政府加强对民众的规训、清教的兴起和战争的频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犯罪问题成为近代早期英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的解决与否,攸关英国社会的稳定转型与国家的有序治理。     

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软着陆”的目标和对策思考

在中国经济治理了高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实现了“软着陆”后,又面临着高失业率的挑战。较高的失业率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降低失业率,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同步发展,抑制通货膨胀又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入WTO后我国犯罪态势前瞻

我国加入WTO后,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同时,必然受到世界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其它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财富必然会进行重新分配,社会矛盾也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刑事犯罪也将出现新的态势。作者运用社会矛盾综合预测法,在我国现阶段犯罪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犯罪态势作出预测,其目的在于为科学而准确地预防犯罪提供理论参考。作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犯罪总量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并呈现出上升态势;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要主体的抢劫、抢夺和其他财产犯罪仍将是主要类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将出现新的情况;一些具体的犯罪类型将此消彼长。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及治理路径

集资诈骗犯罪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予以严厉打击。《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主要集中于对集资诈骗罪刑罚内容的修改。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犯罪越严重,刑罚相对越轻;刑罚种类搭配不合理;刑罚的威慑作用存在局限性;刑罚的确定性较低等。从犯罪经济学视角出发,治理该犯罪的路径主要包括提高犯罪直接成本、刑罚的严厉性和刑罚的确定性等。     

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及防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犯罪化语境下的轻罪治理 ——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继续坚持积极的刑法观,进一步增设新的罪名,扩大犯罪圈.我国犯罪呈现出恶性犯罪数量和比例逐渐下降,轻微犯罪数量和比例逐步上升的态势.当前,犯罪分层意识淡薄、轻重犯罪杂糅的状态导致犯罪治理效果不明显,监禁刑比例过高,与犯罪样态分布及犯罪矫正要求不符,犯罪统计制度阙如使得难以全面、客观了解犯罪的状况及内部具体构成.对于轻罪的治理,应当借鉴犯罪分层制度,实现刑法上轻重犯罪分离;进一步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实现犯罪化与轻刑化的正相关;建立犯罪统计制度,确定犯罪统计制度制定的主体、内容、程序等事项;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消除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性障碍.     

我国失业率统计指标变化对测度失业的影响分析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统计数字,就业与失业的真实状况并不能通过科学的统计指标反映。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可是,2005年我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城镇失业率4.2%,它实际上很难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平,因而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11月开始进行“调查失业率”的抽样统计。本文阐述国际上其他国家是如何测度失业率的和对比两种测试失业方法的经济影响。     

以计算机为手段的财产犯罪的既遂认定

以计算机为手段实施的财产犯罪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新的财产犯罪形式,由于这种犯罪形式的特殊性,在判断该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刑法理论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基于对外国立法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刑法理论上争议的考察,我国刑法应当以行为人修改数据的行为实施为该罪的着手时间,依据行为人对于其所虚增的财产数据所代表的财产是否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或者支配为既遂的认定标准,严厉打击以计算机为工具实施的财产犯罪的未遂行为。     

现代化与犯罪类型——以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的比例关系为主线

犯罪是以社会为大背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必然影响犯罪现象;而犯罪行为是犯罪现象的核心,犯罪类型是犯罪行为的集中表现,那么现代化必然对犯罪类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到现代化的发展最后至现代化的成熟,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的比例关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晴雨表。     

论经济发展对犯罪数量的影响

影响犯罪数量高低的因素多种多样,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而仅仅研究经济发展与其的关系,那么经济发展促进犯罪数量的增长.其原因有经济发展产生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是犯罪数量增长的外因;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大,邻里关系淡漠,这是犯罪数量增长的动因;经济越发展,犯罪获利额就越大,这是犯罪数量增长的诱因;经济发展促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是犯罪数量增长的内因;经济发展导致法定犯数量的增加,这是犯罪数量增长的法因.如果考虑到影响犯罪数量高低的其它因素,那么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不一定是犯罪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对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对象是"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收益"中的"犯罪"是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不限于财产犯罪。"犯罪所得"是他人既遂犯罪行为之所得,是犯罪行为直接之所得,转化物、交易物、具有有形载体的财产性利益以及部分违禁品都可以成为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是犯罪所得所产生的孳息,包括犯罪所得产生的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两类。     

全球化语境下有组织犯罪概念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给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界定有组织犯罪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为基础。国内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歧义丛生,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层次的概念界限,并且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标准,结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则,将有组织犯罪在广义上界定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犯罪,而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单位犯罪主体面临的新挑战——由“新疆-法院涉嫌单位受贿案”切入

从1987年《海关法》首次将单位作为一种犯罪主体至今，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有20年的历史。在这20年期间，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诸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企业以及临时性组织等新的经济实体组织形式，这就对传统的单位定义提出了挑战，进而对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内部防控机制的构建

特大型、大型民营企业中的部门经理、分支公司经理等中层及以上层级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型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顶层管理人员属于民营企业家。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数量激增,主要集中在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与区域、行业经济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民营企业家犯罪与个人财产、企业财产不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规则意识淡漠等因素有关。民营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财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科学的决策、制约机制,做到依规守法经营,并加强企业融资及其关联领域犯罪风险的防范。     

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的理论核心——自然失业率

费尔普斯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认为在在长期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只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只与实际的经济变量相关.     

比特币的刑法保护方式——从教义学到国家政策的分析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在受到人们青睐的同时,也成为不法分子犯罪牟利的对象。从教义学角度而言,不宜将涉比特币的刑事案件通过货币类犯罪或侵害财产法益的罪名进行规制。“货币说”分别从货币的基本职能或功能、货币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货币的发行基础上层层递进来类比说明比特币具有与货币等同属性;“财产说”则从虚拟财产的特征、虚拟财产的创造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论证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一方面,从货币的基本属性上来看,比特币并不满足货币的五大基本职能,货币的角色也不会因为其所处的领域不同而发生改变,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特征旨在摆脱国家管控,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人们并没有实现对虚拟财产的管理可能性和转移可能性,另外,从规范正当化的角度分析,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更加难以得到支持;从解释轮的角度出发也无法为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寻求到正当化依据。因此,无论是“货币说”还是“财产说”都具有说理上的盲区。从国家政策角度观之,由于比特币存在投机风险,极易引发洗钱等金融犯罪,对国家的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同时,“挖矿”产业在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因而,比特币一直受到我国政策的消极评价。将比特币以货币类犯罪和财产法...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与犯罪在历史周期、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其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相互关系成为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低收入、高财产犯罪是我国流动人口及其犯罪的显著特征,犯罪经济学有关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文献日益增多.从流动人口与犯罪,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研究展望.     

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的性质

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增加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一节,明确将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可以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并不影响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仍然属于公司犯罪,也即属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     

犯罪客体新说

犯罪客体是指自身合法权利和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单位）以及国家和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受侵害性和受救助性。犯罪客体的权利包括控告权、申诉权、自诉权、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权、获得赔偿权。犯罪客体的义务包括如实作证的义务、尊重国家法律和司法的义务。犯罪客体的构成条件是：享有受刑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具有特定的法律资格。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人身被害客体、财产被害客体。法人（单位）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和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本国国家与社会和外国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