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 ,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 ,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 ,大大传播了中共的意识主张 ,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 ,显示了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在台湾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同一时期先后发生的香港新电影运动和大陆新电影运动交相辉映,汇聚成了中国电影创作发展的新浪潮。在此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创新意识和个性风格较鲜明,艺术质量和美学品位颇高的优秀影片,既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也让更多的域外观众了解和领略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貌。虽然当下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在生态环境及创作、产业和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年新电影运动所体现的艺术创新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近现代历史的关注与批判精神等,仍然值得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因此,重新回顾、反思这一艺术创新运动,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无论是对推动中国电影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对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都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回望金陵大学对中国科教电影之传播与贡献——以《电影与播音》杂志等为实证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金陵大学理学院、尤其是其后来成立的影音部对于中国早期科教电影贡献殊巨.以金大影音部创办的全国第-个高校学院版电影及电影教育学术月刊<电影与播音>杂志等为实证研究,对其20年代到40年代的科教电影创作分别从理念的萌生与社会化传播、重要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作品的列举及其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与重要价值意义等方面详加论述;并认为,金大影音部的电影及电影教育事业标志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非商业电影发展的核心与高峰.     

大后方电影研究:思路与方法

"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维面.作为相对复杂的电影历史现象,"大后方电影"研究应该确立动态通连的观照态度,侧重针对官营电影体系的建立、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建设几个重点维面,注目于内在联系性,灵活采用多种方法,真正理清复杂交错的内在纹理.     

中国早期电影结局的演化与现代国家建构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30年代初国片复兴运动的悲情伦理片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其结局整体上呈现出从“天良发现”到“寻找出路”再到“根本解决”的演化路径。电影结局的演变、发展路径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在这条演化之路上,有一个法则主导着思想观念的选择。中国早期电影表现出与理学如出一辙的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知识的人文理性取向。无论是“天良发现”,还是“根本解决”,具体时代的行为规范固然大不相同,但那个“万物一理”的普遍原则仍然成为它们本性的源泉,人的“善”与社会的“善”,都来自那个普遍的形而上的“善”。无论是“天良发现”建立起来的“立人立家”,“不解决的解决”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出的“破家立国”,还是“根本解决”对现代国家的构想,都饱含中国早期电影对一种新的国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一个新型国家的期待、设计和想象。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

 有关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中文和外文两个部分,其中中文是主体。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零星的,之后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政治、历史和工业的原因,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都以本地区作为重点,同时对其他地区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加以研究。在方法上,大陆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切入点,到八九十年代则转向以美学、文化和工业为切入点;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研究以工业、历史和类型作为主要关注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研究对彼此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互动。在新世纪, “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以外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在欧美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居多。它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日益成熟,并对本土研究产生影响。今天,中国电影研究（或 “华语电影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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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与特征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新兴发展的十年。以郑正秋、张石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参与了儿童电影的创作,并自觉强调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一时期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作体现出创作者们强调电影的社会功能等理念,表现出思想启蒙的使命意识、道德自救的现实追求和民族命运的间接隐喻等特征,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中国电影史、儿童电影史中具有独特位置。     

中国电影跨文化制作发展轨迹解析——以华谊兄弟出品的冯小刚电影为研究对象

电影《长城》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商业电影的跨文化制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商业电影跨文化制作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个案历史的追溯,可以描述以冯小刚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电影公司华谊兄弟跨文化电影制作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与好莱坞合作,初试国际市场的初期阶段;借鉴香港方式,探索多元类型化与大片制作的中期阶段;最终转向立足本土的创新,促生主流大片的后期阶段。其发展轨迹既印证了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与全球接轨的时代,跨文化制作必然是商业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也探索了"以我为主、汲取众长、多元制衡、回归主流"的运营模式与理念,其经验值得未来中国电影的跨文化制作借鉴与思考。     

“新西部电影”类型片创建前瞻

为了拓展中国西部电影的研究视域,运用电影类型学、电影文化学、比较电影等研究方法,梳理中国西部电影类型化的探索历程,提出“新西部电影”类型片的创建构想和发展策略.结论认为:当前,西部电影人理应自觉承袭传统西部电影对于个体命运、人与自然关系等主题的开掘,进一步彰显西部电影的地域风格和文化特色,在类型片探索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创新,以期在新世纪华语电影整合汇流的新格局中,实现中国西部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十七年"长影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时期,长影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成就较高,《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本文将这些影片的叙事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并通过对具体影片的分析,还原"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情景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同时总结这一时期的影片特点,为当下此类影片创作提供参考.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初期的学校教育改变了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戏剧教育影响初步形成了现代戏剧教育模式,30、40年代有鲜明的工具性特性,也产生了一些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之作。     

香港“光复”时期的左派期刊电影批评开拓——论《电影论坛》的电影批评

《电影论坛》是香港“光复”时期重新起步的电影批评的最重要期刊阵地,建构出囊括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诸多国家的批评视野,并在南来文人“中原心态”和国族意识的观念下,着重对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国电影问题展开一系列批评,其中呈现出四种电影批评观念,并在杂语共陈与此消彼长中显露总体上的渐进式偏左路线,由此迈出“光复”时期香港左派期刊影评的第一步。     

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的产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西方女性主义开辟的话语系统,提出的讨论范畴,如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参政权、教育权、产儿制限等,被直接用于新文化运动前期女性主义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进入中国,并以其阶级的视角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女性主义的指导思想。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变异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作家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与日本不同的选择性。其一,两者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内涵不同。其二,两者所体现的颓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日文化的差异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是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一般来讲,"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为应对世界各民族国家进入全球性竞争时期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中国战国时代产生的"文化"概念,早就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对"文化"具有"化入人心"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嬗变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经历了从欧化到口语的嬗变。初期诗歌语言以欧化见长,具体表现为诗句修饰成分的复杂化和语法的完整性。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则有意识地以简洁、单纯、朴素的口语部分地替代欧化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的倾向,这是延安时期艾青诗风转换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