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叙事的文学性植入与文学精神的消解

视觉文化时代,电视节目成为最具大众性的叙事文本。＂文学性＂植入使电视节目叙事更具吸引力。对事件的情节化处理、对视角的多种转换、对悬念的适度设置,电视节目叙事全面运用文学叙事策略,从而挤占了传统叙事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空间;同时电视节目叙事又用叙事视角的大众化、叙事结构的平面化、叙事内容的世俗化消解了文学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性泛化＂的一个表征。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叙事的审美隐忧

视觉文化时代,视像取代语言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首要叙事载体。传统的文学叙事虽主动或被动地以＂审美泛化＂的方式和注入叙事元素的手段,在传播媒介或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叙事形态,文学叙事却在视觉文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挤压下,不再对社会历史进行艺术提炼、不再对道德立场顽强坚守、不再对理想之光艰苦追求,从而导致自身因降低了美学高度而最终走向＂无美可审＂的尴尬境地,其审美隐忧值得关注。     

20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与抗争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逻辑与现代传媒语法的＂合力＂作用下,文学审美伦理的传统向度在社会语境的置换中失却规约性,开始由＂唯审美＂的终极超越性滑向＂泛审美＂的日常经验性,表现出奔赴世俗、走向休闲、陷于颓废的叙事症候。在文学审美伦理失据的＂人文精神＂溃败时代,文学审美精神不仅在＂人文精神＂的文化大讨论中以及一些传统作家坚贞的文学写作中继续传递,而且还在作家与大众文化＂合作＂的＂触电＂写作中,以迂回的＂曲线＂姿态进行审美的精神表达与价值抗争。     

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结构”范畴研究

＂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学、社会以及历史理论的形式化表述,表明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情感结构表明文化内部存在一种创新的机制与原则。雷蒙德.威廉斯把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试图阐明文学和文化具有的物质性、社会性。     

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拓展 ,也遭遇了困惑 ,从而凸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文学与文化的差别 ,最终通向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歧异。首先 ,文学传统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 ,表现为文本形态 ;文化传统则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 ,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其次 ,古往今来围绕着文学一直表现出建立学科范型的热情 ;文化却不仅不抱这种热情 ,相反地倒是反对生硬地进行学科设定的。再次 ,文学历来是作为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间接参与社会历史 ;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实践活动、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这种种歧异决定着文学与文化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 ,文化将继续存在下去 ,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文学研究也不会因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而被废黜、被放逐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文学研究进行到底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越南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礼经建筑空间的元叙事技巧及其影响

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化典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古代文化典籍的叙事技巧成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文本叙事的元叙事技巧,二者共享同一叙事规范.本文提出古代礼经的三部著作<周礼>、<仪礼>和<礼记>的建筑空间叙事运用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叙事技巧,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采用间架设计结构、系统描述的总-分程序和起源叙事的返始描写.这些技巧启发了古代跨学科空间叙事理论用建筑概念"间架"作为自己学科的理论概念,影响了文学从总叙到分叙的叙事模式,形成从起源讲故事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的元叙事手法转化为文学叙事技巧并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２０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历史悠久，然而在２０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妇女的文学活动本质上仅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庸而存在，她们的创作被纳入正统文化圈内，成为一种增添别趣的点缀。与此密切相关，两千年间，除了极个别的女作...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张力＂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引渡到叙事学理论的。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其核心为辩证思想,认为凡是存在着相互制衡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都有张力的存在。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方面都存在着张力,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文化研究语境下后经典叙事学的现状与走向

后经典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拨和超越是全面而深刻的,前者对后者的反拨和超越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与延伸、研究方法的更新与丰富、交流手段的多元化、对经典文学之外的非主流文学和文化叙事的关注以及关注叙事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等诸多方面.然而,在当下文化研究的语境下,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应该如何引导文学葆有一个叙事探索的空间,使叙事回归语言、回归精神审美,继续拓展经典叙事学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边地空间叙事中的主体焦虑流变——论世纪之交西部小说的叙事身份

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的区域特殊性,在文化形态方面,形成了现代文明为主,多元文明共存、碰撞与交汇的特殊文化场域,造成了西部小说作家叙事身份与主体价值的普遍认同障碍,集中表现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个体价值与政治规约＂的叙事焦虑,世纪末以来的＂启蒙批判与感性解放＂的叙事焦虑,以及21世纪以来的＂地域边缘与话语中心＂的叙事焦虑。西部作家的主体性叙事身份焦虑,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语境当中主体性建设的典型镜像,也真正实现了对现代性理念在＂反思和超越＂层面的论战式美学批判实践。     

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的存在——《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序言

经典的神话研究将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和神圣性建立在人的信仰心理的现象基础上,随着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变,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和神圣性丧失了人的信仰心理的支持。本文试图论证: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超越(本原)性存在形式,因规定了人的人性统一性的本质和起源,而对每一个人的"永恒的当下"存在都客观、必然地有效,不会随着人的存在现象的时空条件的改变和人的心理现象的变化而丧失其真实性和神圣性规定。     

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

阿来作为藏民族作家,深受藏汉文化的双重滋养。其藏地系列作品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以文学的语言之美表现人类学文化事像之真,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关于藏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描＂。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     

空间叙事的身体性思考

空间理论的兴起与完善,让文学叙事走出时间的桎梏,让创作的空间性尝试与叙事的空间化表达得以实现。空间的身体化与空间叙事的身体性成为空间重构与叙事转向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空间叙事的根本在于,它可以通过恰当的文字为身体建构存在的空间,运用独特的叙事为空间唤回身体的本源。空间叙事的身体性营构预示着文学空间已经进入身体的时代,它不仅让空间与身体在文学叙事中实现融通,而且让文学回归自身更加自然、更为原始的起点即空间与身体上来。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城市文化书写研究——以“老北京”与“大上海”的文学考察为中心

城市文学书写,是个永恒的主题。自从城市形成以来,历代作家采用不同的形式,用文学之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真实、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城市景象。因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亦如人,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性格。文化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年轻学科,其研究的重心,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人＂的问题上来,文学是人学,而城市文学是城市人的文学,采用文化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对城市文学进行解读,会有新的收获。文章主要选择从老舍与张爱玲小说中对各自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叙写,揭示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