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太祖本纪》“父母兄相继殁”杂考

《明史·太祖本纪》于朱元璋家世多语焉不详,尤以“父母兄相继殁”一句为最。这一问题涉及朱元璋兄弟姊妹、父母兄死葬先后顺序、刘继祖赠地等方面。经过考证,朱元璋兄弟四人,另有两姊。元至正四年(1344),其父亲、长兄、母亲相继过世,而仲兄、叔兄尚在人世,后皆死于元末战乱。刘继祖赠地颇为曲折,并非《明史》记载之简单。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七月》札记——授衣、褐、举趾、殆及公子同归、微行、穹窒

授衣“授衣”是怎么一回事?《毛传》曰:“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此解是含混的,究竟衣由谁授?不清楚。《孔疏》进一步说明云:“毛以为周公云(毛诗认为《七月》是周公所作,故孔颖达阐述周公的意思):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九月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这意思好象是说民奉上命互相授衣。但是《疏》又云:“可以授冬衣者,谓衣成而授之”。则又似由“上”授之。朱熹《诗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两个问题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赋役制度,而目前一般著作,大都依据《明史·食货志》作出下列两个结论:(一)一条鞭法“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二)方物徭役并入田亩后,“皆计亩征银”。本人根据有关史料,对以上几点,提出疑问,并谈谈个人不成熟的见解。(一)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年代问题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年代,一般都依据《明史·食货志》所谓“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是否如此?我们还得要考查《明史·食货志》有关这一段资料的来源。     

宋昭公"无道"考辨

《左传》等史书说宋昭公“无道”,但从宋昭公的谥号和其在位期间的实际作为以及宋国的政治斗争来看,宋昭公死于公族争权夺利的阴谋斗争,他并非无道之君。     

关于《明史纪事》的作者问题

《中国野史集成》收录《明史纪事》时,编者把该书作者定为蒋。我们将《明史纪事》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评论”进行比较,认为两书实为同一部书。《明史纪事》是传抄《明史纪事本末》的“评论”后,为蒋收藏,《明史纪事》的作者并非蒋,而是谷应泰     

应这样理解《七月》中的“授衣”

“授衣,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女工。九月丝麻等事结束,所以在这时开始做冬衣。”①这种解释,合乎情理。但从语法和词义上讲,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将授衣的“衣”解释为“裁制冬衣的工作”,不妥;第二,后面又说:“开始做冬衣”,好象是释“授”为“做”,亦不妥;因“授”决不能释为“做”。看来,这种解释还是脱胎于《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工成,可以授冬衣矣。’②朱熹的解释与《毛传》基本相同:“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绩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御寒也。”③上面的解释与《毛     

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李岩无其人说存疑

李岩问题,久存争议。早在康熙三十二年,《杞县志》的纂修者,就将《李公子辨》一文辑入志中,对杞县举人李岩说提出质疑,指出“杞无其人”。接着,河南商丘县人郑廉在其《豫变纪略》里,进一步提出李岩为“鸟有先生”。康熙《杞县志》刊印后,《李公子辨》一文曾为一些人所注意。乾隆四年,官修《明史》刊行,杞人李岩说载入《明史·李自     

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     

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

明永乐朝对归附蒙古人的待遇颇为优厚。他们除了得到物质赏赐之外,往往被授予世袭武职,于军卫带俸。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征战立功,最终跻身世爵行列。吴允诚（把都帖木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吴允诚在明朝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明朝的内迁少数民族政策措施,还能够看到附明少数民族极强的适应性。这对于全面把握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形式——兼谈中国文化艺术现代化发展的构建

中西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浪潮：魏晋隋唐时期的“梵学东渐”、明末清初的“中学西传”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明清以后的两次文化艺术上的中西交流影响甚为深远。从两次“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主体方向上来看,前者是主动的吸取（梵学）,而后者则是被动的接受。这主要是当时的国力使然。如何在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背景下构建现代艺术。文章认为,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文化艺术上的强大的攻势．中国的艺术必须在坚持民族性传统的前提下,以融合中西为途径。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边缘化倾向,从而在走出“跟世界接轨”的误区后真正实现艺术上的现代化构建。     

冒辟疆和他的三个园子

冒辟疆史称明末四公子之一，本文根据史实说明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冒氏对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干预与作为。“朴巢”、“水绘园”和“匿峰庐”这三个园子可以说构成他生命中三个时期的缩影。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何典》“嬲”本字考

据文献记载,“嬲”为“娆”字之异体,有“纠缠、戏弄、扰乱”之义.但《何典》中的“嬲”字并非此义,它是个动词,意为“缠绕”.通过对明清及近代方志中方言材料的考察,结合当时方言的语音特点,并佐以现代汉语方言材料,发现：“嬲”是“绕”的方言记音字,“绕”又可写作“裹”、“掇”等形式,这反映了清代吴方言中存在日母字读为泥母字的语音现象.     

夏孙桐对《清史稿》撰述经过的研究

夏孙桐为为《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也是最早的《清史稿》研究者之一。而夏氏的这些贡献，至今未能被后世研究《清史稿》的学者们重视。文章试图梳理夏孙桐对《清史稿》成书过程的记述和研究，以期了解夏孙桐在《清史稿》修纂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迁琼《海氏族谱》研究

迁琼《海氏族谱》是研究古代著名清官海瑞及海氏家族的重要史料。论题对现存的历代迁琼《海氏族谱》及版本进行了调查和梳理,并对海南现存迁琼《海氏族谱》的刊刻情况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将海南省博物馆的＂明代＂刻版,考证为清代＂光绪二十五年所刻＂,有助于海瑞及迁琼海氏家族的研究。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