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朝的学官选任

隋朝的学校设置分为文帝和炀帝时期,官学教师的设置有调整和变化;教师有不同的品级,不同的选任方式,以及由于不同的品级产生的不同待遇;教师除了教书育人外,还有有纯净社会风气、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参与国家礼制建设的职责;隋朝教师状况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两晋南朝太子洗马之“清选”与东宫秘书机构之发育

汉初,太子洗马始行任子制,其地位较庶子、舍人为高。三国两晋间,太子洗马新增“准秘书郎”之职责,成为东宫秘书机构发育的开端。因洗马“典文书”,其选任以“文书才义”为标准。又因掌释奠之事,“才义”实包含“美谈论”的内容。“掌文翰”即为洗马之“清”的具体内涵。宋、齐洗马选任“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洗马一职多为显贵子弟所挤占。梁武帝复以“文书才义”选任,并设立典经局,将东宫秘书机构建制化,并注重其“典文书”职能。源自两汉、发育于魏晋的东宫秘书机构,至萧梁时基本成型。     

两汉情诗的文化品格

汉代的“夫为妻纲”，在家庭中确立了男子的主导地位，影响到两汉情诗的文化品格。两汉的情诗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对男性的爱，这种爱充满了巴望依附及唯恐失去依附的隐忧。由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感，故诗中经常表现出女性铭心刻骨的爱和由爱之不能而产生的恨。这两种情形；较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深爱与无奈。在情与理之间，男性常常站在理一边，或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引入家庭，或放弃爱情而去追求功名。女性则向礼仪屈服，她们的情感往往受到压抑而被礼制异化。这样两汉情诗中的男女之恋总让人感到有点隔膜。     

论苏轼以人为本的礼制观——兼论其合祭天地之主张

苏轼重视研究礼制的起源、变化及其具体应用.他对礼制所持的观点,坚持认为礼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它必然随着时代和人们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判断礼的价值,必须以其是否符合时代要求和人们行为习惯为准则.这些都突出体现了苏轼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他的合祭天地的主张,是其以人为本礼制观念的最好例证.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太常郡”创置时间新探

关于太常郡产生之时间范围,周振鹤先生认为在景帝中元六年至武帝末年之间,孔祥军则认为当在汉初。文章通过对汉景帝初“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记载的分析,从而证实从汉初到汉景帝初诸郡中并不存在太常郡,并进一步将太常成郡的时间限定于景帝二年之后到武帝末年之间。太常掌郡的意义在于,太常以中央大员身份参与地方事务,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景帝以来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太常郡在元帝时废除,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我国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完善

破产制度中管理人的选任极其重要,完善的管理人制度不仅能够最大化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能有效地优化债务人财产,提高整个破产程序的运行效率。我国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缺陷限制了我国破产法的完善。应当从创新选任模式、选任范围、选任资格准入等方面进行完善,建立法院与债权人会议相结合的管理人选任模式,创新管理人的选任方法,建立有效的企业退出机制。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

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即初步创制了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这一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两朝间一定时期内的友好和平关系,而且为辽宋两朝的不断交往和加深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辽宋两朝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确立了和平相处、对等交往的模式。     

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

在东汉至南北朝 30 0多年时间里 ,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原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使中原文化受到冲击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 ,中国也产生了具有自己审美特征的佛教艺术。它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观渔”之礼的兴衰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统治者“观渔”,在有些朝代不合于礼,而在有些朝代的前期却是祭礼或嘉礼的应有之义,但在其后期往往又变得有悖于礼.“观渔”是否合于礼,因时而变,应肇因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结构及民族文化特色的变迁或民族认同的深入.“观渔”之礼的兴盛,往往以渔猎经济的地位之重为根本,而“观渔”之礼在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后期的式微,应是农业经济主导地位已然确立和农耕文化获得认同的结果.“观渔”之礼与经济结构变迁的联动性,是礼的实践性的典型反映.     

论先秦两汉孝道观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本文从先秦两汉的历史背景着手,具体探讨了在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的嬗变轨迹,指出经过汉儒的整合,孝“德”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社会功能上都较古代宗法社会时期有了大的飞跃,并对这一时期孝道观内在的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王朝。同时进入中原的还有契丹、回鹘、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少数民族便融入到汉族中。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