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从雇役法析王安石变法受挫原因

役法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推行因遭到了司马光等官员的激烈反对而终被废除。这既是由于在制定政策法令时没有考虑到北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差异使得雇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全国每一个地方的缘故,又是因为该法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弊端的结果。它的废除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受挫,而雇役法制定和推行中的失策是王安石变法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自20世纪初以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并从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略论宋神宗时期西北开发中的文化因素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变法派展开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军事活动,成为变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王韶开拓熙河,由于提出复河湟、灭西夏的重要主张而受到有着同样愿望的宋神宗和为振兴国势、力行变法的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到战后熙河地区的开发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宋王朝在西北地区不单注重对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且注重对蕃部少数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及中原封建文化、科技的传播,并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特征。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排斥异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以荆公新学为基础的熙宁变法,虽然有明确的纲领和赵项皇帝的坚定支持,但行法十多年仍以失败而告终。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王安石"排斥异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之所以排斥和打击异己,直接的原因是"新法"颁行过急、变法派言行不一而产生了重大失误;诿过于人、排斥异己的重要表现是破坏了对皇权有一定制约功能的"台谏制度";而台谏制度的破坏掩盖了变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当这些问题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十多年的变法就不得不被废止了。     

熙宁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历来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议论纷纭.本文从改革是治标还是治本、节支还是增支、缓和矛盾还是激化矛盾、改革是否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重新探讨了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这场改革运动缺乏制度的保障,改革者只重增收不重节支,改革也没有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改革没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支持,因此,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王安石性格解读

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古今纷论不一,其性格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文章运用宋代正史及文集、笔记等有关史料,结合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人生态度、求知精神、处世行为等方面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王安石性格的核心是执著与超脱：执著于对知识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对其所主持的变法矢志不渝;超脱于功名物欲和个人恩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脱俗不凡。执著与超脱二者在王安石身上得到高度统一。     

王安石与《维摩诘经》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诗集中与《维摩诘经》有关的诗作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从而说明王安石的佛学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王安石与高僧真净克文

王安石与佛门中人交往的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与佛教高僧真净克文交往的考述,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安石的“以禅入词”

王安石现存的词作不多,但绝大多数都与佛禅有关。本文旨在分析王安石词作中的禅意和佛理,并进一步探讨王安石“以禅入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王安石与佛教高僧瑞新、怀琏的交往考述

王安石与佛门中人交往的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佛教对王安石的影响很大，佛学思想在王安石的思想体系中的位置绝不可等闲视之。据其《文集》及宋人各类笔记、杂史等记载，王安石与佛门中人的交往非常密切．其与瑞新和怀琏两位高僧的交往是较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