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和"考辨

“中庸”、“中和”,皆为儒家思想精髓,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推崇和追求。“中庸”由孔子首倡,但孔子并未就此进行阐释。历代都有关于这两者的不同阐释,“中和”为“人道”,“中庸”为“天道”,两者共同组成了“道”。“中庸”之“中”为“中和”之意,是将“人道”推及到万物,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辨义"即"译意"的本体诠释

从认知和交际功能对等理论出发,对比分析了“辨义论”与“译意论”的译者主体、翻译主体及其间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涉及的“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的层次和维度,旨在揭示高屋建瓴的“辨义论”和条分缕析的“译意论”都是以原文为取向的译意“忠实”论,“辨义”即“译意”,原意是本源。因此“辨义论”与“译意论”一样,对宏观的文化交流和微观的语言转换具有相同的解释力。     

"革命"与"阶级性身体"——论"大手"所表现的"涵义"

在现代文学作品里,尤其是在“革命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非言语交际”所表现的“涵义”(connota-tion),无疑是反映着“阶级性”的[1]。从这个观点来看,本文拟在“革命”的语境里以“大手”这个非言语交际表现的“涵义”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讨论它是应该由“什么阶级”所特有的身体特征以及和身体的哪个部位有密切关系。     

"最为"与"最是"

在汉语史上“最为”的最开始使用的时期以及发展成熟的时期均早于“最是”,这是与“为”作系词的用法早于“是”作系词的用法出现紧密相连的。“最是”由在中古逐渐发展而至近代普遍化使用,功能增强,并最终在整体上取代了“最为”的使用优势地位;而在佛教文献中“最为”仍然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这与以下情况相一致:“是”在口语中是作为“为”的历时替代词,而“为”由于具有较浓的书面语色彩在不同的场合也具有其存在价值。到了现代,“最是”作副词的用法已不见使用,而“最为”作为一个副词保存下来,这是由语言的经济原则和词语的使用功能决定的。     

"中和"原则与"和雅"精神

作为一种境界 ,“雅”应该是最根本的境域构成。它既不在此 ,也不在彼 ,而在此与彼之“中”。“中和”就是“和谐” ,“和”就是“正” ,所谓“正者 ,和之谓也” ,“正”即“雅”。可以说 ,“中和”原则就体现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和雅”精神。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 ,注重和谐适度 ,平正调和 ,实质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为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主流的是儒、道、释三家 ,而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和雅”之境。     

浅谈"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在马克思哲学中,自然存在物是人的劳动创造的,“物”或“自然”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扬弃和否定“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唯物主义”,其现实危害相当严重。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灵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及“人的自由”等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原则,把人的精神力量视为人的“内在本质”。“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从“物的层面”揭示“资本社会”的“物化”和“物的依赖性”的本质的“实证科学”的总观点和总方法,它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有“实践的人道主义”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理想。     

暧昧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考辨

本文考辨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大众”观,即“精英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呆子”和“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里的“大众”是一个“文化饕餮”的形象。     

论科技翻译的"达"和"雅"

科技英语翻译的首要目标是准确 ,但也不可唯“信”而不“达”不“雅”。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其“达”是行文严谨 ;而“雅”则是语句简练、通顺。本文就逻辑关系、汉语语言习惯和使用行话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做到科技英语翻译的“达”和“雅”。     

论治国之道--"法"与"德"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治国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证“法”和“德”的辩证关系:“德”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德”,“法”和“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治国之道,并探讨了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本文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汁原味的三个“尺度”,来探讨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含义。三个“尺度”的提法,是不同于理论界一个“尺度”(客观论派的“客观尺度”)和两个“尺度”(主客观统一派的“主客观合一尺度”)分析的另一种提法。三个“尺度”即(动物把握的)“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把握的)“所有物种的尺度”、(人“随时随地”把握和运用的)“内在固有尺度”。三个“尺度”的表述,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把握和运用“尺度”的能力和状态的不同,以证明人的真正劳动的类特性——自由和自律。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