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与折中：宋濂“文道观”的思想内涵与特性

宋濂身兼台阁重臣、儒学大师、文坛盟主三重身份，其哲学思想统摄儒释道三教，异常复杂。受此影响，其“文道观”内涵丰富，涵盖文道合一、经世致用、文为末技等文学思想。宋濂“文道观”继承发扬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和元代中晚期文人的相关理论成果，将文学、理道、事功三者充分结合，折中调和文道关系，使之具有兼融特性，从而成为元代及明初理学家文论的集大成者，为明初雅正质实文风的回归做出积极贡献。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试论孔子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

正名观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仁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认为,“正名”乃先“正字”,先“正百事之名”,百事之名顺,则可继而在此基础上以“正”在政和为政之“名号”。孔子“正名观”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主张的先导．是儒家为参政、为政而搭设的精神阶梯。孔子正名思想使儒家的“仁”和“礼”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是儒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路径。孔子正名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具有积极的精神阶梯价值。     

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天命线索

心性论发源于原始宗教,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初,而西周的天命观则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天命依据（此即“德命观”）。周人的立国叙事中隐含着其天命观的两个重要分支：一为文、武受命,为“人为论”之渊薮;一为太王、王季受命,为“天意论”之理论根源。两者均承认天命的道德性,信奉善恶报应,坚持德福一致;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善或作恶取决于人自身,而后者则认为心性的善恶由天而定。但自西周晚期起,“人为论”逐步沉寂,“天意论”日渐兴起。“天意论”的理论延伸是为“命定论”,孔子的天命观可为其代表,不过,孔子“圣人”神话的破灭却促使儒家德命观向“时命观”转化,而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因此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藩篱,进而获得独立性与自足性。     

宋濂的史学思想

宋濂是明代“开国文人之首”,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宋濂在学术思想方面是宋元以来浙东学派的嫡传．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且调和朱、陆之学的倾向;同时又有一定的释道二教的影响。宋濂的史学思想是既在天道观、认识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又在对历史治乱兴衰的解释中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实践理性的精神,这些特点构成了宋濂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陈兰村宋濂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被“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其文学上之成就，当推传记文创作最为突出。《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收入以“传”为题的作品有６０多篇，还有以“记”或“录”为题的人物传...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原道》之“道”蠡测──《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本文认为，对《文心雕龙·原道》之“道”作为“文之枢纽”本义的把握，应与该著基本的理论体系对照互见。《原道》之“道”的涵义有两层：一是“自然之道”，即有其物必有其形，二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儒家政教之“道”。前者强调文学的感性形式存在，后者则赋予其以内容。两层涵义是统一的，在总的归属上，属于儒家范畴。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仁爱”思想的 继承和超越

儒家“仁爱”思想具有丰厚的价值底蕴，是以“亲亲”“仁民”“爱物”为逻辑展开的理念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理论渊源，汲取了“仁者爱人”的精神内核、“忠恕之道”的践行之法、“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同时，它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消解并超越了儒家“仁爱”思想遗留的时代局限：调和了“等级秩序”的内在矛盾，打破了传统“天下”的固定认知，实现了“义利”的真正统一。这一继承与超越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理论提升，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与精神动源。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中国古代自然法：表达、特征与再认识

中国古代自然法中公认的元概念是“天”，具体存在三种表达。天道是一种自然法则，道家是较为完整纯粹的自然法思想的代表，其中庄子讨论了“恶法非法”等涉及自然法价值的命题，但对实证法影响不大。天谴是一种政治法则，由董仲舒将阴阳家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阴阳家也蕴含较纯粹的自然法思想。天理是一种社会法则，由朱熹等理学家抽象而来，为君主、官吏和百姓所共享，体现了儒家自然法思想。儒家局部蕴含着一定的自然法思想，对法律实证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将儒家整体视为自然法主义，进而将其与被视为实证法主义的法家二元对立并不准确。虽然中西自然法皆源于自然规律，但中国古代自然法以儒家为载体，在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法”转化的过程中，既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限制君权，也没有进化出财产权理论以保护私权，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围绕维系君权独尊的目标而构建。儒家蕴含的自然法成分具备有限的工具理性，整体上存在碎片化缺陷。但中国古代自然法对民众守法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依然可为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提供思想资源。     

现代新儒家眼中的陆象山

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被认为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而梁漱演的直觉说则与象山的思想方法有内在的密切关系,贺畴的“新心学”更与象山学说相关。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对象山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牟宗三在根本上指点出象山的“成德之教”,达成为我们把握牟宗三的象山学之前提,牟宗三还认为从陆家山到刘藏山这一段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最高峰;唐君毅则视陆学为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之学滁复观认为要把握象山思想,必先把握义利之辨的总枢纽。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评儒家视野中的历史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中，“变”是历史的通则，历史之“变”具有循“反”而变、变不逾“常”、顺“势”而变、变中求“善”等特点；文章对儒家关于历史之“变”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现代反思

“和”的观念萌生具有鲜明的农耕经济特色，并发展为源远流长的“和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儒家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家构建和谐的理想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并围绕其中的秩序和谐设计了具体路径，形成了调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完整体系。儒家和谐思想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反思。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宋濂交游考——与师长交游部分

宋濂说:“无师之学,虽多不工。”“师道之立,善人斯多。”他重视师承接受,十分尊敬老师,“终身称述师门不少量”。(吴之器《婺州书》)从少年到中年,宋濂先后师事包廷藻、闻人梦吉、方麒、吴莱、柳贯、黄溍等六位老师,搞清宋濂与他们之间的交游,对于了解、研究宋濂的生平与思想无疑是必要的。对今天建立新型师生关系也有借鉴意义。一、宋濂与包廷藻宋濂12岁师事包廷藻,深得包之常识;其后入府学,亦得包对他父亲之劝导。据《宋文宪公全集》卷23《南涧子包公碣》(以下凡引《宋文宪公全集》,只注卷次、篇名,不再注出书名)载,包廷藻(1265——1336),字文叔,号南涧子,义乌人,合肥包拯之远裔。清嘉庆《义乌县志》有传。廷藻性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