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双规”期间如实供述与自首的司法认定

“双规”期间如实供述是否应当以自首认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对此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通常情况下,应当以自首予以认定。这有刑法立法、司法解释以及立法原理几个方面的合理根据。但由于现实中案件的复杂性,在几种特殊情形之下则作为例外,不应当以自首认定。     

简析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有自然人和单位两种。自然人构成犯罪主体,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两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犯罪主体则不成立。就自然人而言,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基于刑事责任能力而产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的不同,所负刑事责任也有所不同。为了准确认定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准确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这对正确处理案件至关重要。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就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从立法本意上进行阐述,提供正确执法…     

犯罪“着手”认定标准的探讨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颇具争议的刑法理论问题,在德日等原则上不处罚预备犯的国家,犯罪着手不仅是罪与非罪的临界点,而且是国家刑罚权介入的起始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复杂案件中的"着手"认定十分困难。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着手"的概念,刑法理论界形成了多种学说来阐释"着手",却依然没有避免一个共同的缺陷——认定标准抽象、不明确。本文以犯罪行为概念为切入点,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原则,从主观特征、价值特征、时空特征以及价值特征四方面分析,提出新的认定标准以运用到犯罪着手认定中,解决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纷争。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因果关系的转致为视角

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果关系的转致是"多因一果"因果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其的认定较为困难。对这一类型的因果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侵权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也有助于司法实践对这一类型案件的认定,旨在促进司法公平,维护司法权威。     

循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的实质性解决途径

工伤认定案件所引发的循环行政诉讼,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不同,导致工伤认定在不同程序中呈现的结果不同;行政和司法不同的程序设计带来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事实转移,令认定结果出现偏差;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的尊让和司法权力本身的有限性,使得工伤认定案件中撤销并重做判决的拘束力不足.适当调整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适用方式、考虑判决中的变更权,有助于在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范围内,以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实质性解决循环诉讼问题,而体制框架性变革所涉及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仍需进一步探讨.     

论明知的推定

犯罪明知是嫌疑人的内心状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明知的推定有助于解决案件证明环节上的困难,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对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论我国刑事鉴定结论在制作程序中的完善

在刑诉中,鉴定结论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以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但因其相关内容规定的匮乏,加之对鉴定结论基本理论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差异等原因,致使我国目前鉴定结论问题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试图就鉴定结论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后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期能对我国当前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贪污罪的混合共犯及共犯数额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集中在混合共犯的认定问题上。而由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复杂性 ,共犯的数额问题对于贪污罪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实证视野下的不作为犯罪研究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作为犯的判决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数量居多.虽然在理论上,所有的犯罪都可以通过不作为实施,但司法实践中对不作为犯的认定上缺乏等价性的考察,不当扩张了入罪范围.在涉及多人的不作为犯判决中,认定为同时正犯和共同犯罪中主犯的情形居多,认定为从犯的情形较少,这是因为不作为共犯理论中,原则正犯说存在缺陷,导致实践中不作为的共同犯罪一般认定为主犯.司法实践中对不作为的未遂在认定上较为谨慎,一般要求不作为的成立以造成实害后果为前提,这样的做法较为妥当.     

司法三段的缺陷及其克服

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对于案件的审查，还是裁判，司法三段论的推理应用都是法官、检察官、最为信赖的论证工具，但是与逻辑三段论不同，它有着独特的结构、类型化的概念，不确定的大前提，事实与规范的二分。虽然它体现了近代法治对于法律安定性的追求，但是司法三段论由于它自身机械的司法推理形式造成其内部出现一些缺陷，本文试图找出这些问题及应对方法。     

我国相似事实证据规则构建研究———以“胡某英案”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具有相似事实,但是依据我国传统观念来看证据链并不完整,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如何认定,在我国现有证据理论中存在困难。以"胡某英案"为例,阐释我国引入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必要性。对相似事实证据规则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适用标准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应采用的适用标准进行构建,并对该规则的程序保障和数额认定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决。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外在形式和认定

当前,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交通肇事逃逸又是交通肇事犯罪中的多发现象,这也一直是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交通肇事逃逸的表现形式和认定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待对于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解决和刑法理论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家豁免法在豁免主体的认定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发展,对中国在美被诉的个案利益甚至整体形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重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对于政治性案件,主要运用外交途径;对于商业纠纷,充分主张国家豁免主体资格;对于历史性案件,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司法证明的维度之辨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司法证明的核心目标.唯有基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得到清晰界定.但"求真"过程本身存在致错风险,需要进行理性规制.与此同时,"求真"并非司法证明的全部目的.人的社会性赋予了共同体重要意义.司法证明还必须尊重和维护某些共同体的价值,即"求善".当前中国司法证明机制和实践过于强调追求案件真相,而忽视了"求善".总体而言,司法证明具有"求真"和"求善"两个维度,"求真"是为了维护个体权利,"求善"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共同体的价值.唯有理清司法证明的双重维度,并在制度上对这两个维度及其竞合作出回应,才能促进司法与个人、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关于诉讼证据概念的表述及其特征的管见

诉讼证据概念是《证据学》许多概念中最重要的中心概念,正确理解和认识证据这一概念的函义和特征,对于研究《证据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以帮助划清马列主义认识论与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在运用证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线,指导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实践活动,提高办案水平,防止认定案件事实中的某些失误。     

论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竞合的法律适用

由于刑法第65条规定的一般累犯与第356条规定的毒品再犯成立条件存在重合之处,以至于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二者竞合的案件时如何适用法律存在不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的法律适用前后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两者竞合的案件,单独适用毒品再犯抑或是两者同时适用都缺乏合理性。对此类案件,法官裁判应当援引刑法第356条从重处罚,同时对一般累犯情节也应予以确认。     

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

近年来,恶性交通肇事事故的频发重新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实务界对交通肇事罪的思考,而对于交通肇事罪犯罪嫌疑人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问题.交通肇事罪自首的认定问题直接关涉被告的基本人身权益,而实务界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已经对司法的公正性和一致性造成了严重影响.交通肇事后未逃逸的报警候处行为既是履行行政法所规定的义务,同时,站在刑法的视角,该行为与去司法机关主动投案有着相同的法律效果,应认定为自首行为.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概念的完善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经营者概念的认识并不一致,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莫衷一是,相似的案件常常因为法官对于经营者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有不同的判决结果。经营者的概念需要从经济法理论、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境外法、现行法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只有扩展经营者概念的内涵,才能适应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