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萨尔》史诗情节基干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早期传承形态--"七章本".<格萨尔>史诗作为英雄史诗,从情节结构上完全符合世界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七章本"是传承藏族及其周边众多民族中的<格萨尔>史诗,它的这一稳定的结构和共同的情节单元表现出了<格萨尔>史诗传承和传播的基本形态.正是在这一情节基干上,各族的<格萨尔>史诗继续抽枝开花,茁壮成长,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论《格萨尔》史诗的巫术文化内涵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的大百科全书,其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文章以宗教为视点,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反映,体现了藏族人民企图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愿望,史诗的某些故事情节是巫术观点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在格萨尔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的精神和期望.     

土族《格萨尔》及其研究状况探析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文章阐述了土族<格萨尔>的流布情况,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整理、研究的状况.     

浅谈《格萨尔》藏戏

<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一般分为寺院藏戏(俗称"羌姆")和舞台藏戏两大流派.据我们实地调研,<格萨尔>寺院藏戏发源于四川竹庆寺,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格萨尔>舞台藏戏则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将<格萨尔>故事首次以戏剧形式搬上舞台的是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业余藏戏团.<格萨尔>藏戏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的言语模式比较

在视角模式上,<格萨尔>史诗中的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交替使用,内视角模式占主导地位;在<罗摩衍那>中,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虽交替使用,但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的诗节区分;在<摩诃婆罗多>中,史诗一方面表现出以具体形象呈现的全知视角模式特征,另一方面,其整个故事的进程又是由内视角模式来推动的.在韵律模式上,<格萨尔>史诗大都合辙押韵,听来朗朗上口,音调婉转;印度两大史诗则较多地强调了律的一面,而忽略了韵的一面.在言语结构模式上,<格萨尔>史诗的韵文部分较突出地表现出了程式化特征,而印度两大史诗的程式化特征则不十分明显.在<摩诃婆罗多>中,大量出现的敬语,反映了印度史诗言辞委婉的柔情特质.     

英雄、神话和隐喻: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

本文主要考察了<格萨尔>史诗中人物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在文化现实的层面上,认为<格萨尔>民间传说是藏族民间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蕴含着历史的和神话的内容;在宗教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还认为格萨尔王也是一个原型人物(archetype).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格萨尔人物的功能不仅局限在作为藏族民族英雄的框架中,更重要的是,他契合了藏传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的教义传播和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理念.虽然格萨尔王是一个藏族特有的民间人物,但他仍具有超越个人和跨文化的原型品质.     

格萨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思路

<格萨尔>史诗内容博大精深,涉及藏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新的时代,格萨尔文化怎样与时代的步伐并行,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如何保护和发展格萨尔文化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认为,一要拓宽以格萨尔文化为背景的文化空间;二要保护以格萨尔说唱为谋生的民间艺人;三要拓展以格萨尔学科为主题的研究领域;四要扶持以格萨尔文化为重点的民间团体;五要打造以格萨尔文化为命名的品牌文化;六要开发以格萨尔文化为主体的特色文化产业.     

《格萨尔》说唱艺人表演程式的外部影响

国内许多学者用舶来的帕里洛德理论分析探讨中国的叙事长诗,史诗<格萨尔>也不例外,让人耳目一新.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史诗落脚于藏民族文化传统中,从宗教意识观念和藏族叙事传统两个方面来分析说唱艺人表演程式的外部影响,     

《格萨(斯)尔》的昔与今

<正>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搜集整理工作被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之后,第四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于1984年1月11——16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和中宣部     

四川省《格萨尔》学术研讨会综述

有着千年历史的<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中灿烂的篇章.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的背景错综复杂,包括民族怨仇、殖民统治及大国强权政治等历史根源;东、西方冷战终结和雅尔塔体制解体的国际大气候;某些国家政府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西方世界有目的的推波助澜等内外缘由;以及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大潮所激发的各民族经济、文化权益之争等深层因素。民族自决权原则的真谛是遭受外国异族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非殖民地化,它与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紧密相联,不能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适用范围。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的“一国一族论”,以及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的“一族一国”论,在理论上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也势必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中央政府支持边远地区的经济项目在立项设计、效益评估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

本文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支持的边远地区经济项目的得与失出发,阐述了这些项目设计立项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及效益评估办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