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创作系年新证

古今关于《兵车行》作于天宝年间的各种说法存在很多漏洞.《兵车行》中府兵被征发的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开元二十五(737)年唐王朝征发长征健儿之前.开元二十四(736)年冬,唐玄宗为加强河西守备、报复吐蕃而往河西调遣关中府兵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由唐代科考的时间惯例等证据可以推断出杜甫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应试的.杜甫在该年应试后...     

我国古代民事被告不出庭考析

在我国古代民事诉讼中,＂两造具备＂是司法审判的基本制度。法律规定了采取强制措施、诉讼代理、农忙止讼等制度保障被告出庭。若被告仍未出庭,实务中法官一般采取官批民调、拖延诉讼等手段以达息讼之目的。强制被告出庭应诉的规定反映了统治阶级认为缺席是对国家权力的漠视和否定的观点以及追求实体真实的强烈愿望和价值取向。这种规定和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基础、诉讼文化以及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

北宋在正旦、五月初一(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停止举行)、冬至举行大朝会。其立国一百六十七年,大朝会仅举行了五十次,即便是最重要的正旦大朝会,也只举行了三十次。即便因战争、灾害、国丧等原因停止举行大朝会,制度规定群臣也要拜表称贺。这些规定,彰显了大朝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从大朝会礼仪的传承来看,《文献通考》、《宋史》承前代之制的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     

点校本《旧唐书》汴哀王璥封王时间勘误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记载了唐玄宗诸子封王的时间,其中对唐玄宗第三十子汴哀王璥封王时间是这样记载的:汴哀王璥,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封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璥,以其月薨(第3272页)。从上述记载得知璥初名"滔",在开元二十四年二月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说文解字》元语言与古代法律文化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汉字时所使用的元语言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了古代法律文化:君权至上,法自君出;神明裁判,公平公正;贱讼无讼,追求和谐.     

唐人《古今乐纂》《乐纂》辑考--兼及隋代“汉乐坐部”史料的重新解读

就目前可见资料来看,《御览》等所见《古今乐纂》《乐纂》为唐人所撰,且可能是两部不同的音乐文献。《乐纂》成书略早于或与《通典》同时,就其佚文而言,以载录乐器、乐人为主;《古今乐纂》是一部综合性音乐文献,作者可能为乐府专业人员。     

《止学》中的领导艺术

《止学》是一本源于本土领导科学的经典,其出发点和归宿是领导方法与艺术。《止学》的内容虽然精微广大,但总共探讨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即九个"止",一个"修",其核心思想是大智知止,知止不败。"止"之奥妙,存乎一心,学习《止学》,贵在体悟。"当进则进"是领导常识,"当止则止"则需定力。我们的研究不能囿于《止学》,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发《止学》,以形成现代版的新《止学》,这对于指导领导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辨误——兼答罗时进君

张祜之卒约在大中十三年(859),如至咸通十一年(870)才十二年虚,到咸通十三年才十四年虚,均远不能称未二十年。此即可证《后序》非咸通三年前后撰,反之可证张祜大中八年卒可信。张祜既卒于大中八年、杜牧大中六年底卒,二人去世均在大中十年前,而《后序》谓包括两人在内诸人之卒至《后序》撰时才二、三年,则《后序》大中十年作又再得确证。《唐诗类选后序》若撰于大中十年,则诗人许浑与侍御史许浑并非一人。如此,罗时进君的诗人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的观点不能成立。     

西周“巂事”燕形玉珮考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西周“嶲事”燕形玉珮,长三点九厘米,宽四点四厘米。通体黝黑色,但本系白玉质,因入土年久,受水银浸蚀所致。背面凸出呈脊角形,线刻燕形纹及西周青铜器习见之重环纹。腹面呈凹圆状,首尾部各钻一穿带孔。左翅刻“??’二字。文字体形较长,与西周初令彝铭文相近。该珮约于清代中期出土。原系天津吴桐源(室名“万玉楼”)旧藏。(美)爱委夫瑞德·塞鲁门尼《中国古代的玉雕》(Alg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Ancient China》)图版二十五·五——六著录。《说文解字·隹部》:“嶲,周燕也。……。”段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

唐代女性的诗歌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她们的道教情怀，作者从唐代崇道氛围的濡染、生命本真的向往、生存空间的拓展、生命翻腾的调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     

盛唐吏制及其对干部工作法制化的启示

唐朝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的影响颇为深远。唐朝法制中,官吏的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形成了立法完善、执法严格、监督有力的法制体系。盛唐吏制的成功经验,在整个封建吏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实行干部工作的法制化,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     

南唐二主诗词文用韵及金陵方音演进

南唐二主久居金陵,他们的诗、词、文用韵可以反映唐五代金陵语音的实际面貌。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唐五代的金陵语音中支脂相混、鱼虞无别,已经很难见到南北朝金陵雅音的孑遗。另外,唐五代的金陵语音中寒山与仙先不混,这与宋代的通语韵系有别,与金元词韵及《中原音韵》所载相似。     

王昌龄开元年间仕履新考辨

王昌龄开元年间初仕宦迹,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令人考订又多分歧。通过对唐代选举制度及相关诗文钩稽、辨证,对王昌龄这段经历予以考订,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通过关试进入守选,曾于当年五月参加制举而未中,开元十九年与二十二年两中宏词,分别被授予校书郎和汜水尉,而后职是开元二十三年春授的。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

安大简《国风》并非全本,各风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尽相同,但其相对次序值得重视。在安大简中,《秦》在《魏》前,与《左传》相合;在安大简中,《侯》在《魏》前,从其实际内容看,相当于《魏》在《唐》前,与传世古书的次序相合。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侯》即《唐》,安大简中关于《魏》《唐》的实际相对次序与传世古书并无二致,但安大简的抄写者误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