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年诗稿》订补

一九七九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乐山市文管所编的《郭沫若少年诗稿》(以下简称《诗稿》),这本书收集了郭沫若少年时代在沙湾、乐山、成都等地读书时所作的六十多首诗,并附录了二十副对联。对这些诗联,编者一一作了说明和注释。应当肯定,编注者为搜集、整理郭沫若早年诗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诗稿的出版,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可喜可贺。但由于此项工作以前尚无人作过,“万事起头难”,加之诗稿又是从     

《初发嘉州》解

嘉祐四年(1059)苏轼父子离眉山,沿氓江、长江东下,南行赴京,作《初发嘉州》诗。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学界多把这一题目解释为“由嘉州出发下荆州”(如陈迩冬((苏轼诗选》、刘乃昌《苏轼选集》)。但细审诗意,我觉得是初何嘉州出发,即由眉山发船何嘉州的意思。理由如下:(一) 诗中有“朝发鼓阗阗”,“钓台寻暮烟”语。钓台即钓鱼台,《嘉     

《破釜沉舟集》拾零及其他——鲁迅收到的一本新诗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这本诗稿,即陈梦韶的《破釜沉舟集》。这是一本新诗集,油印稿本,用彩色丝带装钉,颇为美观。由于种种原因。世人不知道这本诗稿的内容;新版《鲁迅全集》亦无注释。一九七五年酷暑天,梦韶先生在逆境中“为纪念往事”,将“旧作拾零”(即《破釜沉舟集》原本诗稿)十二篇,加上选译《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唐诗》,总共是八十七篇白话诗,复写三份,装成卷帙。其中一册赠我。卷面仍题为《破釜沉舟集》,     

读岑参边塞诗说“奇”

岑参的边塞诗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为历代人们所推重,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对此就很欣赏,说“岑参多新诗”(《九日寄岑参》)“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指出“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同时代人杜确称赞其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诗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其诗“笔力追李杜”“崔嵬多杰句”。(《夜读岑嘉州诗集》)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州诗话》)沈德潜云:“参诗能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郭沫若自我小说的情感世界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优秀的剧作家,与其诗歌、历史剧相比,他的小说并不那么突出,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曾这样发问:“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郭沫若)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郭沫若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确实没有注意描绘“时代缩图”,但他的小说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价值在于真实地袒露情感世界。郭沫若受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葛西善藏等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6年创作了《漂流三部曲》、《行路难》、《落叶》、《残春》、《月蚀》、《圣者》等二十     

“泛神”与《女神》

“泛神论”是郭沫若早期思想和世界观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今人研究他的早期思想和世界观所势必面对的一个较大难题.笔者认为:郭沫若泛神论有如下主要内涵:它的基本概念表现于“泛神便是无神”,“我即是神”这类“快人快语”式的表述中;它由欧洲泛神论者的“神”、印度哲学的“梵”和中国哲学的“道”这样三种相当不同又有某和同一性的概念加以部分吸收,主观改造而成.它的理论来源是斯宾诺莎、《奥义书》、庄子以及佛教.它不是     

补白

“张资中”应为“张资平”翻开《节日朗诵诗选》(李小雨编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在第174页介绍郭沫若时写着这样一句话:“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这里的“张资中”应为“张资平”。《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由廖盖隆、罗竹风、范源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其中是这样介绍的:张资平(1893—1959)作家。广东梅县人。1911年留学日本。曾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1919年开始写作。1921年完成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同年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曾任武昌师范大…     

岑参去世年月辨考

一关于岑参的卒年卒月,目前文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颇具代表性。一种是赞同闻一多先生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中所提出的大历五年(770)正月说,另一种就是以郭沫若先生论定、陈铁民、侯忠义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校注》)总其成的大历四年(769)岁末说。他们的意见,《校注》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关于岑参去世的年月,学者间有不同看法。赖义辉《岑参年谱》(载《嶺南学报》一卷二期)定岑卒于大历四年,根据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的序文:“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未提及岑参,可见其时岑参已殁。诗序署明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     

“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的思想与诗歌创作

杨诚斋(万里)《跋陆务观(陆游)剑南诗稿》云:“重寻子美(杜甫)行程旧,尽拾灵均(屈原)怨句新。”(《诚斋诗集》卷二十二)杨、陆为同时齐名的南宋著名诗人。他们相互十分了解、尊重,陆推崇杨的“清介”,“一间俗人言,三日归洗耳。”(《剑南诗稿》(下简称《诗稿》)卷50,以下只注卷数)杨对陆的评价,应该是严肃、郑重的,不会是友朋应酬、浮泛虚美之言。首句肯定陆游与杜甫有相同的生活、创作道路,他的诗歌成为一代“诗史”;事实昭然,早有定评。次句赞扬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屈原的爱国主义传统而有更新的成就,这在当时是对陆游评价的创见。本文拟对此作进一步探索,以期确切了解所称为“新”的具体内容,欢迎批评、指正。     

一种特殊的主谓结构

在古体汉语教学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一种特殊的主谓结构句式:1)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2)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蒲松龄《促织》)3)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周敦颐《爱莲说》)4)集谢庄少年之精技击者而诏之.(徐珂《冯婉贞》)有人把这类句式说成是“定语后置”,再移至于前而译作当偿的诸民”、“村中好事的少年”、“隐逸之花”、“谢庄精技击之少年”.就其大意来说,大致还说得过去,但若按照词序和结构所表达的语义来看,则是很不确切的.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第一,还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邓演达,“准委郭沫若为副主任”。这时,郭沫若在汉口,革命军正处攻占武昌的前一     

《凤凰涅槃》中若干艺术形象征意义初探

郭沫若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凤凰涅檠》,是一首富有象征意义的优秀诗篇,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刻划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过去,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本文不嫌浅陋,亦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凤凰、火 诗人明确地说过:“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郭沫若;《创造十年》)又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有的同志以诗人的这两句话为依据认为:“凤凰的自焚象征着旧中国的死灭”,凤凰的更生“象征祖国的新生”。[一九五九年吉林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以后不少人袭用这一观点,或说凤凰“象征我们可爱的祖国”(谢本良:《在烈火中新生》,刊《江西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或说“诗人歌颂的凤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一九七九     

从鲁迅诗看他的思想发展

诗言志,歌寄情。鲁迅的风雷诗篇,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又留下他人生道路上的深深脚印,同时也辉映着他的思想光芒。这些不朽的诗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 据现有资料看,鲁迅是一九○○年开始诗歌创作的。《鲁迅诗稿》开篇第一句:“谋生无奈日奔驰”(《别诸弟》),就把他从绍兴到南京求学时期,家境败落,生活困顿,出路渺茫,心绪惆怅的真情实况流露出来。当时,鲁迅父亲已因病去世,祖父仍     

“大斗出、小斗进”辨——关于“田氏取齐”一则史事的剖析

“田氏取齐”是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典型.近来史学界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齐国大夫田(陈)氏,长期利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拉拢民众,壮大势力,借以夺取政权.例如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就这样论述道(该书写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九七二年七月再版时又写了代序重申这一观点):     

谈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友谊

郭沫若同志在《望远镜中看敌人》中,是这样评价郁达夫一生的:他不仅是“一位有才华、有学识、有良心的作家”,而且“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位倔强的战士。”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郭沫若同志以赞颂的口吻说:“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500页)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元维社《女神》以完全不同于旧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新诗坛．宣告了完全现代意义新诗的诞主．从而也奠定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数十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对郭沫若早期思想、艺术观及《女神】从不同侧面进行...     

孔子对人的发现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沧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指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是他的仁道思想,曾说:“这种所谓人道,很显然的是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郭老不仅肯定孔子的仁道,而且认为“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这一看法当时没能为学术界人士公认。孔子的仁道思想是不是可以看为一种人道主义,这在过去是有争议的,当前仍有些同志不同意这样看法,他们认为人道主义是“指兴起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提倡个性、尊重人权、肯定人的价值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思潮。”(《齐鲁学刊》1983年3期37页)这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