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位置与对不平等的态度——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既有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极大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在社会背景以及拥有的权利资源方面,国企工人不占据优势,相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满足个体的需要,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个体的正义感难以形成。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都极不利于国企工人阶层时,他们只有选择抗拒不平等。     

弱势阶层位置上的不平等经历——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二

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紧张冲突,因此社会系统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以保证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国企工人在弱势阶层位置上经历了2种不平等。一是经济不平等,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创造的价值,工资、奖金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利于工人;二是政治不平等,不是每个工人都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机会,民主选举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公正,权利不平等分配对普通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企工人的经历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对收入与权利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了区分,基本社会规范没有使各种对权益的冲突要求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其比较研究

阶层意识所指的是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中国白领阶层的阶层意识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客观分层结构、制度安排、价值准则以及分层机制的变化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之中的反映.本文首先讨论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和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对中国白领阶层阶层意识形成的解释,然后通过调查资料的分析,实证检验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和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在中国白领阶层阶层意识形成中的理论适用性,认为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白领阶层意识形成都有较大影响力,同时还发现,权力资本对白领阶层意识的影响随收入的持续增长而逐渐减弱,但人力资本对个体的白领阶层意识的影响随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加大.     

存在、认同与冲突:转型期我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概览

阶层意识是一定社会阶层成员对于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认知、评价和感受的综合反映,它既包含作为阶层成员个体的主观意识方面,也包含作为阶层成员共同认知的集体意识的方面。社会转型以来,阶层存在意识经历了从潜伏期、萌发期到强化期的发展过程;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相联系的阶层认同意识则呈现为两极清晰中间模糊的阶层认同特征;较为突出的冲突性或对立性则是目前阶层集体意识的重要特征。     

权利配置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三

在国有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权利配置是制约国企工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失衡,必然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程序的公正。因此,让国企工人阶层享有基本的参与权利,能够增加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是消除不平等分配中"有利者"与"不利者"之间心理隔阂的重要方式。     

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分层中的公正规则初探

为了保证社会分层结构的公正,为了防止、限制不公正社会分层结构的出现,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宏观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公正。根据平等、自由和社会合作的理念依据,社会阶层界域中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当包括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个阶层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分配)以及互惠互利这样三项重要的内容。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不少对于社会分层中的公正规则而言是不利的因素。这些不利的因素主要包括:精英社会的误区;较高位置阶层之间边界的模糊;水平分化与垂直分化之间的不平衡;阶层内个体人完整性的损害。     

21世纪初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八大趋势

在产业结构调整“动力”和市场化、城市化“拉力”的牵引下,我国社会阶层仍将呈现出多样化和高速度的分化、发展态势。这种分化的进步性在于社会流动性增强冲击了原“准身份社会”条件下不平等、固定化的社会格局,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萌发,并由此形成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使构建“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民主化与良性化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阶层分化也表现得更为复杂,“体制外”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扩大、影响贫富差距的新因素介入、潜在的压力团体现象开始出现等都为政治发展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     

私营企业主阶层化特征

私营企业主的“有产者”的身份使得该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备受关注。目前成为私营企业主的门槛日益提高,如果现在就断定私营企业主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阶层意识还为时过早,但就私营企业主中的某些群体而言,显然又已经开始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阶层意识,并且私营企业主阶层开始出现利益组织化趋向。     

论教育排斥与教育的阶层化

本文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社会排斥”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提出“教育排斥”这一概念工具,并将其分为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与社会底层的被动排斥,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排斥现象,分析了教育排斥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教育排斥的后果——教育的阶层化,最后文章讨论了教育排斥与教育的阶层化所导致的社会阶层间的封闭性机制。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建构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和谐。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关系出现诸多不均衡,如新阶层如何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阶层之间游戏规则不平等;目标与手段不一致以及阶层之间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错位,其主要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因而提出实现阶层和谐的路径探讨: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阶层利益制约机制,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阶层分化与认同视野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观察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形式。当前的研究提供了三种解释范式:"体制论"或结构论范式、"利益论"或利益博弈论范式、"发泄论"或宣泄论范式,分别代表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视角。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阶层论"或阶层认同论的解释范式,认为社会阶层分化、阶层意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阶层认同矛盾、社会集体认同分裂是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深层原因。减少阶层冲突,使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合理化,构建和谐的阶层关系,重塑社会认同,是防范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方向。     

和谐传播与阶层和谐的关联及其互动

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体制中,由于信息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阶层之间存在一定隔阂。改变当前阶层不和谐的现状必须进行和谐传播,通过革新传播理念、促进信息平等、提高媒介素养和加强媒体社会责任等途径促进阶层和谐,进而实现和谐社会。     

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

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分隔的疏通管道,不停地传递着二元之间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不仅带来了农村的富裕,而且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注入活力和营养,从而为达到"橄榄型"和谐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     

技术工人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工人的不同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技术工人的户籍、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技术工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收入、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等因素则与之关系密切。女性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文化程度者;高收入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技术工人的年龄、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U形相关状态;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等级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相关状态。     

社会福利中的阶层问题研究

通过阶层理念、阶层福利、转型中国、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价值、社会保障的“阶层化重构”,六个角度切入社会结构,可以得到社会福利为核心的阶层分析新视角。从理论模型上,运用“阶层”与“社会福利”两个变量分析“阶层的社会福利”问题,并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各阶层福利分配不合理的结论;为使社会福利的“天平”平衡,为社会保障的健康、有序、科学、成功的发展,须对社会保障进行“阶层化”调整,而阶层化调整的成功要素就在于“中间阶层”的扩大和其社会福利的加强,使之成为中国人口的主体和社会保障所保障的主要方面,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河北省工人阶层理想信念状况的调查分析

本文从目前河北省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入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其理想信念的现状,提出了对河北省工人阶层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措施。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当前,农民工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保障现状不尽如人意。根据我国农民工自身特点对其社会保障现状进行分析,从制度创新、思想观念改造两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并针对我国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提出具体改善措施,最终为农民工获得公平的社会权益寻求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