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参议会的行为实践

20世纪40年代,县临时参议会或正式参议会逐步建立,在旧有体制中如何生存与发展是县参议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县参议会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积极履行政府圈定的议决权和询问权;2.多次交涉试图建立常驻机关;3.各方联系着力提升自身地位。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县参议会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民意机关应有的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财政改革探析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通过革新财务行政机构,整理县地方税捐,清理地方公有款产,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县财政体系,改变了此前混乱无章的县财政状况.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新桂系县财政整理的成果又在"回潮"和"断裂"中功亏一篑.     

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公务员管理机制

在20世纪30年代,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下,致力于整顿内政,厉行新政,推行新的选官制度以及激励机制,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制,推动了广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创建新民团制度,以民团为中心力量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在当时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新桂系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不足之处和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其更深地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危机。新桂系最终没有找到解决乡村危机的出路。     

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行政建制问题

在民国史上 ,内蒙地区多次出现“自治运动” ,其发生虽然同当时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势有关 ,但实质上是省县与盟旗并立的双重行政系统和由之而来的矛盾与冲突带来的。本文从 3 0年代德王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自治”着手 ,探讨此问题 ,认为建制不解决 ,冲突和矛盾就不断。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编写特点探析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在编写上体现出四个特点: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1978年以后的教材不同;教材只由文选构成,单篇课文的组成内容不丰富;部分教材选文体现出古今兼顾或中外兼顾的特点;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有较大差别。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

民国时期 ,人力车夫群体构成了上海街头一幅独特的城市图景 ,其兴衰存废折射出了上海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试图从描述该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 ,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评价 ,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 ,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试析20世纪20～40年代知识界关于农工关系的思考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农工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知识界基本认为农业和工业缺少关联度,但是到了后半期,出现了农业和工业相倚相辅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农业和工业相互促进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知识界对乡村工业这一概念进行新阐发,提出了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等概念。20世纪40年代,知识界认识到农业和工业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提出了＂平衡发展＂的概念,对如何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综论

论文较系统地阐述了 2 0世纪 30年代现代诗派象征意象的暗示能与朦胧性、意象的全感官性等意象诗论 ;京派的契合论、意象与情趣论、意象显隐论、灵感生成论、意象联络论等意象诗学观。探讨了 40年代七月诗派的具象化的感觉论、体验意象论等意象主张 ;九叶诗派的意象的诗质化、智性化、意境化、凝定论等意象诗学观。并分析了 30、40年代意象诗学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传播开来。造成这种"矛盾"和"奇怪"现象的原因,除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的相互作用外,主要是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合作的同时,曾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联。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演变的角度进行考察,会对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许多新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虽然已进入大学的课堂,但在特定的学科等级中,位置还相当边缘。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辩护,新文学争议最大的部分——新诗,往往成为课堂讲授的重点,它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也非常适合成为系统讲授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学院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潜在地塑造了新诗的历史想象,以“分期”为代表的线性叙述,成为后来新诗讨论的奠基性模式。当然,在知识化、经典化的同时,大学与文坛之间的张力,还是在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新诗讲述中,留下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对线性历史想象的闪避,为反思模式化的新诗史叙述,提供了有意味的参照。     

19世纪20～30年代广州与澳门的英商船赛

19世纪20～30年代英商在广州与澳门船赛资料的发现,刷新了目前学术界对西方体育尤其是西方船赛在中国最早传播起点的认识。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华英商船赛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东印度公司举办的船赛、鸦片船只测试赛和"广州划船俱乐部"组织的船赛,第二种仅作为一种过渡,以第一和第三种为主。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20世纪20、30年代商业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对农村放款的效应探析

20世纪 2 0、3 0年代中国内地农村经济的衰落、破产 ,使农村地区的资金向城市集中 ,导致农村传统融资方式的信用基础破坏 ,直接影响了正常的农业活动 ;对此 ,各大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在“资金归农”的呼声中 ,纷纷向农村地区直接或间接地放款 ,其效果虽然受到时局等因素的约束而大打折扣 ,但他们的介入却适应了时代的潮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论顾颉刚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结点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顾颉刚正是该学术潮流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是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的培养者和学科奠基人,还是边疆教育刊物的热情倡办者和普及者,更成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群体中联结学人与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学术与政治的结点。     

论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认知及其意义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是"言论干政"的积极参与者、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努力昙花一现,但并非意味着这种探索毫无意义.思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真理与谬误的标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还是值得肯定的.     

批判与构建：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挑战的回应

20世纪40年代,面对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了主动式批判与深刻性构建并举的策略。“主动式批判”,即将这种回应置于主动“破”现代新儒学的科学性的实践中,以此来“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大力彰显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度;“深刻性构建”, 即通过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展系统性地“立”,亦充分体现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深度性。     

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及相关理论探讨

20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多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本文取三次说)。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出现在一战前后,东方民族主义兴起,多个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出现在二战末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70年代,又一批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继续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脱离了殖民地或附属国、半附属国地位,成为新兴国家。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原社会主义联邦国家纷纷解体,诸多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