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金融危机考验西方民主的“普世性”

民主一直被资本主义国家奉为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普世价值”之一，然而，从2007年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得一向高高在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受到普遍的质疑。金融危机使西方所鼓吹的“普世性”民主变得脆弱，世界各国都在以超载历史的目光探索其他可能的发展途径。通过对比分析，将给予中国的民主建设道路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0-2008年间阿根廷历届政权的合法性及其丧失周期

近百年来，阿根廷人多次经历了政治合法性的普遍丧失和一系列危机，每逢这种时候，民众对在任政府和政治体制的支持率便极其低落。     

加深对西藏1950-1959年间历史的再认识

本文以确凿的事实和认真对“十八大”精神的学习领会,阐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从1951年开始,到1965年基本结束的.1951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的和平解放,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就已开始逐渐向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转变,百万农奴就已开始逐渐地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     

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的演变态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运动：从自我中心化到尊重他者差异性,从他者中心化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补充,从他者的他者化到自我与他者的存异求同。与毛姆等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詹姆斯·赖斯顿等反对以自我意识去压抑、同化他者,主张以“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尊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与狄更生等他者中心化者将他者视为高于自我的存在不同,罗素、文慕贝、彼得·海斯勒等西方作家主张将自我与他者看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萨克斯·罗默、弗兰克·诺里斯等将他者的差异无穷地放大和强化的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瑞恰慈、赛珍珠等西方作家主张抱持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互联网+”视角下的大学生“生涯-就业-创业”一体化辅导模式探新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教育行业带来了新机遇。融入了互联网思维的"生涯-就业-创业"一体化辅导模式,尊重学生发展个性,促进学生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符合时代及现实需求,符合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教育目标,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900～2010年现代化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本文对1900-2010年期间现代化研究的外文和中文相关文章和图书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变量包括文章和图书的数量分布、增长率、文章类型、作者分布、学科分布、国家分布、期刊分布和被引频次等,揭示了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时空分布.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文献开始增长,21世纪前10年现代化研究出现高潮.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从探索经验的维度看中国式人权道路的历史与未来

人权事业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步发展;在开放交流中,对人权的理解保持求同存异;坚持以人为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互动中推进人权事业。这些弥足珍贵的经验让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上坚定走来,也必将激励中国人民未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昂扬前进。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赵翼论正史编撰

赵翼所著《甘二史札记》,从正史之体例、史料及史家主体修养三方面,对正史编撰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正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正史编撰“原委”一些重要同题作深入考察,揭示出许多优秀史家的艰辛劳动。文章还有对赵翼与章学诚历史编撰主张的对比,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赵翼所论之成就及其局限。     

论唯美主义思潮中的中国新感觉派

中国新感觉派产生于唯美主义盛行的上海文坛,必然和唯美主义发生了联系。感官刺激与声色享乐的唯美主义,在人生观、文艺观以及偏重艺术形式上都影响了新感觉派。而这些影响又和文学作品的消费性有关,是新感觉派作家在文学的商业背景下的主动选择;此外新感觉派又大力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在增强了文学的商品性之时也丰富发展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