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

魏晋南北朝经学在社会动荡和学术冲击下艰难地发展,因统治者的支持和学者的努力以及经学自身的因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魏晋、南朝的经学创作明显盛于北朝,尤以魏晋为盛。南北经学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汉代经学的不同对待,南学与魏晋经学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而北学则在精神上和方法上与汉代经学一脉相承,但经学有横向的流动性,且南北经学有所交叉。南北学人对于各自师法家法的分别遵循,是形成南学北学不同学术走向的重要因素。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

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离经叛道”可以成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可见“经”在传统中的地位何等权威、神圣。然经藉的浩繁与经学的烦琐，又常令当代学子望而却步，经学越来越成为绝学，但是，走向后经学时代步履艰难，有人要呼唤走出现代经学的牢笼这...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安徽古代哲学发展概说

安徽古代哲学之发展，既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相一致，又具有若干地域性特色。先秦时期，今安徽淮北地区产生了被后世视为法家始祖的管仲，以及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汉至唐代，今安徽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潮，《淮南子》之自然哲学，桓谭之无神论，税康之玄学，均为一时之显学。宋元，程朱理学于新安地区大盛。明代，阳明心学流行于长江南北。明末清初，桐城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独树一帜。同时，一些专门之学，如徽州江水的经学、音韵学，宣城梅文鼎的天文学、数学，则成为清代学术主流考据学之滥筋。清代中叶，以载震…     

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辨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确立于天监四年(505),而宗室子弟的策试入仕大致开始于天监末普通初期间(519—522)。考生在每年的十月报名、十一月策试,策试的地点在仪贤堂。策试的经书由皇帝临时决定,为一经、二经或三经不等,试题皆为十道,成绩与两汉以来经学策试与察举策试的成绩相一致,分为高第、中第、下第即甲、乙、丙三等。考官是国子学祭酒与博士,梁武帝经常亲自参加策试。经学生考试的方式与察举策试的方式相同,为口答,但内容有笔录。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 ,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 ,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 ,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的地位的目的 ;另一方面 ,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 ,相反 ,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论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变化

经学兴于汉代。经学博士制度是汉代经学存在与发展的产物,经学在汉代的兴衰演变影响着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它们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又根源于汉代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不仅对理解经学的发展有直接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汉代社会的认识。但前贤殊少专论,本文仅就一孔之得,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

萧梁帝王诗歌体裁琐屑,其原因颇多.除了萧梁帝王喜好平俗外,乐府民歌的启迪,赋对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演进,学术研究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等都是导致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萧梁帝王的诗歌,主题和风格均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而"赋"这种文学形式,更能表现萧梁帝王逞博示能的文化心理,所以,在诗歌中,他们也借鉴了"赋"的艺术技巧;进而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萧梁帝王的文学观念,亦使题材趋于琐碎,他们的学术研究,更使其诗歌题材广泛化.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过渡、裂变中的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也是一种过渡、裂变、转型中的学术。如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艰难跋涉一样，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转型也始终笼罩在与农业文明互为表里的经学的阴影之下。冯友兰把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时期：从孔子至汉初的淮南子为“子学时代”，从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近来有人则把康有为之后亦即20世纪的学术概括为“后经学时代”②。我们感到这一概括既到位又准确。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时代，而是一个承受了大量经学遗产、经学因子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