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玉观音》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开拓与创新

《碾玉观音》是宋元话本的压卷之作,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创新及成就是多方面的。作品通过爱情婚姻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直接反映下层平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奴形象;对于爱情的描写,新颖独特而富有市民气息,并注意将故事情节的演进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碾玉观音》代表着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方向,它的出现预示着追求自由的精神将成为古代优秀白话小说的思想主流,预示着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小说将向着以人物为中心的人物小说的发展过渡。     

论欧阳予倩对《桃花扇》的改编

欧阳予倩三度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并创作了电影剧本《新桃花扇》。他在改编时尊重和依托原著,并未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完全推倒来另编故事,也不是为改编而改编,对原著照搬照抄,而是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相结合,在改编中体现时代变化,表达时代诉求,以便当代观众的接受和欣赏。他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在描写忠奸斗争之外着意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并在表现李香君精神气质的同时强烈书写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且努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本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写树立了典范。     

《雷雨》和《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心理的文化蕴涵

从爱的角度来认识,《雷雨》和《榆树下的欲望》两个剧本描写了两个成年人追求爱情的故事,由于文化的差异,在《榆》中,他们尽管需要接受惩罚,但还是获得了爱情;而《雷雨》则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追求真爱的最后结局只能是男死女疯。《榆》中人物主要表现了清教徒的信仰,《雷雨》中人物则表现了中国儒、道、佛文化中得以俗化的部分。     

偶在世界的诱惑:默多克《断头》中的叙事伦理

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着力于描写一些充满离奇爱情的故事,其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精心的爱情架构过程是她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观照点。她的小说《断头》,在叙事进程方面,考察故事中人物关系的不稳定性及其在话语层面表现出来的叙事张力;在叙事判断方面,探讨故事如何实现从社会伦理维度向宗教信仰的转换;在叙述语言方面,研究故事的叙述模式和语言的转喻性,揭示其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塑造的积极性。     

在场与不在场、写实与写意的审美建构——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的越剧改编

越剧《冬天的故事》是中国戏曲改编莎士比亚传奇剧的唯一尝试。该剧紧扣传奇这一特点,采用写意性表演,表现出《冬天的故事》中所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以越剧唱腔和程式演绎莎士比亚传奇剧中对封建王朝黑暗现实的批判,对美好爱情的讴歌,以及善恶转化观念,在艺术上借助于越剧的唱腔、程式展现了《冬天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将越剧唱腔、程式之美拼贴入《冬天的故事》的舞台叙事。在众多的戏曲改编莎剧的剧目中,《冬天的故事》虽然还难以称为是完美的改编,但却是具有一部鲜明美学追求的越剧莎剧。     

论中日小说对杜子春故事的不同演绎

冯梦龙的话本《杜子春三入长安》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都是根据唐代李复言所作传奇《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改编而成。因为创作理念和生活经历不同,话本和小说的主题也完全不同。冯梦龙的创作理念中非常重视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把传奇改编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得道成仙故事,芥川龙之介则因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将之改编成表现母爱的故事。     

《红楼梦》与《西厢记》爱情描写之比较

《红楼梦》与《西厢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们又同是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许多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本文试图就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做一个比较,从而论证我们民族文学的继承关系。首先,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红》与《西》在爱情描写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男女主人公爱情关系的确立上,崔张与宝黛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宝玉性格中都有痴和疯的特点,许多描写极其神似;而女主人公莺莺和林黛玉又都经历了假与真的内心冲突,在对待爱情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感情表达方式等;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红楼梦》中围绕宝黛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和《西厢记》中围绕崔张的描写也还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红》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框架与《西》是极为相似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但是,《红》又不是完全照搬《西》的模式,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比《西》在思想上艺术上又高出许多。说明,《红》的作者在写作时的确是借鉴了《西》,但又比《西》有所创作和发展,见出我们的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关系。     

爱情·尊严·历史——论《生死朗读》的悖论性意蕴

作为一部当代畅销书,《生死朗读》不乏诸多流行的元素,由此改编的影片荣获包括奥斯卡奖在内的多项电影大奖,更进一步激发起人们对《生死朗读》的巨大热情.《生死朗读》并非简单地哗众取宠,而在看似平淡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对人情世事的深刻思考,表现在爱情、尊严、历史诸方面,均充溢着悖论性意蕴.《生死朗读》不仅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分析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许多复生故事,有纪昀身边发生的故事、婚恋故事、讽世故事、遇救复生的故事、宣佛故事和道教故事。纪昀以志异搜奇为体,凡不解之谜,一概录之,并进行了考证研究。《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表现出古代对生死的认识、鬼神观念、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和道教观念,具有多重文化意蕴。     

用九型人格解读《呼啸山庄》中的人物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描写一个成长与背叛，爱情与复仇的故事。本文采用九型人格来解读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揭示其鲜活和复杂性。     

圣书与白话——《圣谕》俗解和一种现代白话的夭折

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流行于有清二百年间,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余响。康熙《圣谕十六条》出现之后,遂有大量通俗解释的版本,其中白话解释版尤值注意。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影响最大,由清初到道咸间而截,其后则被改编为《圣谕广训直解》流行于世。《圣谕广训衍》的白话甚至比"五四"诸子的白话还好,而改编的《圣谕广训直解》则不堪卒读。周作人接触到的是后者,所以对其内容和语言双方面严加批评。本论文即从语言的雅俗文白对峙和周氏对圣书及其语言的评论出发,还原一种白话的历史生态,并解释其夭折之因。     

从《风流梦》眉批看其《牡丹亭》底本及曲律问题

参照冯梦龙《风流梦》眉批,将《牡丹亭》案头本、改本《风流梦》、改编之时的演出记载及改编之后的演出本,进行横向、纵向考查,有助于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改编、传承关系。《风流梦》的改编不仅以《牡丹亭》案头本为基础,同时又参考了当时演出本,是以这二者为其共同底本的。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昆曲折子戏采用了冯梦龙改本,而经过考查却恰恰相反,是冯本参考采纳了当时的演出本。《牡丹亭》演出本,基本上仍是沿用了汤显祖原创曲词,这说明沈?等戏曲家强调的《牡丹亭》不合律,并非实际上的难以演唱,而由是否合律所引起的汤沈之争,其实是由于二者对于曲律问题所持的标准、尺度不同而造成的。冯梦龙的曲律主张贯穿于其《牡丹亭》改编实践中,他的曲律主张是汤沈之争背景下,一种既重曲律又重文辞、两兼其美的倡导。     

明刊戏曲散出《周庄子叹骷骸》新探

本文以明刊戏曲选集《摘锦奇音》中选录的《周庄子叹骷骸》为考察对象,通过与明王应遴《逍遥游》杂剧及明、清说唱道情《庄子叹骷髅》分别进行比勘,认为前贤认定的《周庄子叹骷髅》“取自王作”之说不能成立。它实际上是对道情《庄子叹骷髅》的直接移植。该剧在表演中运用了幻术等手段,强调舞台效果,为研究戏曲与曲艺之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析京剧《打严嵩》的叙事艺术

《打严嵩》是京剧中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的传统剧目,历代京剧艺术家都有擅演此剧者,如谭寇培、余叔岩、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裘盛戎等。《打严嵩》一剧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这与剧中所体现的高超的叙事艺术是分不开的,该剧无论是从其独特的结构方式还是风趣幽默的戏剧风格或是其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来说,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汉魏之际“大冀州”考

建安十八年,曹操把持下的汉廷进行了一次州制改革,即遵照《禹贡》"九州"之制,把原先的十四州合并为九州。此次改革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扩大冀州辖区———其时曹操以丞相身份兼冀州牧,有意以冀州为其"王业之基"。扩大后的冀州到底合并了哪些地方,史书中至少存在着三种说法。"大冀州"大体上仍在"两河之间",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注解有不妥之处。     

农产品品牌化建设问题与对策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提升农业效益,实现农业持续发展,是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在调查中发现莘县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尚存阻碍品牌建设的诸多问题,如农民普遍存在品牌意识淡薄、品牌的市场信任度不高、品牌传播方式简单等问题。只有通过加速树立品牌意识、依托多种形式合作、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充分发挥政府服务职能等,才能形成具有支撑莘县农业发展优质品牌。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复译原因的大易阐释

《周易》是一部蕴藏无穷智慧的宝典,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以《周易》的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复译原因可大致做如下阐释:(1)文无定诠:文本的开放性;(2)言人人殊:译者的主体性;(3)人以群分:读者的差异性;(4)言随时变:语言的时代性。这些阐释为进一步从大易的视角研究复译的相关问题做了一定的铺垫。     

孔子观周考辨

“观周”是孔子早年的重要经历。作为先秦儒学旧案,一直聚讼纷纭,至少有三种版本:《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是青年孔子的第一次远行,目的是问礼老聃;《庄子》后学认为孔子问道于老子,时间在孔子五十一岁以后,地点在南方沛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孔子观周与作《春秋》有关,时间应是孔子晚年。此外还有《严氏春秋》记孔子与左丘明“观周”的说法。由出土文献透视“观周”事件可见战国晚期儒道思想之间的互融互证。孔子早年生平资料的阙失导致后人对“观周”传说理解的歧异。     

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建构

事情的发展总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宗周的礼乐制度亦不例外，所以“制礼作乐”绝非一蹴而就，亦非一人之功，当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上溯文王下至成康，其间周公所发挥的作用最具代表性。周人损益“殷礼”的最大“创造”在于：发展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完善的宗法制度，并将宗法与分封相结合，又援“德”入“礼”，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设置在了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却又洋溢着和谐的秩序。这个礼乐制度的框架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乐教、诗乐、乐舞、用乐、乐悬“五乐”制度；铜器、玉器、服冕、车马、旗帜等礼器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