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篇》评述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份失传的儒家经典——《五行篇》,它给几千年没有答案的子思、孟子五行说古谜,提供了答案。这个五行,不是后人猜测已久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这份帛书提出了德和善两个范畴。它说德是天道,善是人道。德是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即为人心所体认或成为人的道德信念的形而上的天道,以及显现于人性或构成人的道德属性的天道。善是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即为人体所施行或作为道德实践的天道,亦即人道。帛书着重论证了如何始能得道成德、以及如何始能为善的步骤。在如何得道成德、即如何树立道德信念方面,《五行篇》提出了“德弗志不成,志弗思不得”的说法,谓德以志成,志以思得,并分述了“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细节,以及忧患意识及慎独功夫。在如何为善、即道德的实行方面,《五行篇》认为人之为善,乃由于种种相应的“气”充斥体内而起,为此它分述了仁气、义气和礼气,即人的诸种精神状态。此外,《五行篇》还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五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帛书《五行篇》是子思、孟子学派的一份重要文献。     

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

一九七三年底发现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至今尚在陆续发表中。已公布的帛书里面,《五行》一篇很受学术界重视。《五行》是子思、孟子一派儒家作品,原与《老子》甲本等同抄在一卷帛上。一九七四年刊出的帛书概述,已指出该篇“内容是讲儒家‘仁、义、礼、智、圣’的‘五行’说,文体与《大学》相近,词句中也袭用《孟子》的话,可见作者是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它作了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刘宗周“慎独”思想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越

周敦颐思想是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刘宗周以“独”为本体即是对周敦颐“太极”本体的继承;进而其又于周敦颐《通书》中“几”字体认出“诚意”功夫之入手处;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亦是对《太极图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刘宗周“慎独”思想包含了其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思想的继承与发越。对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渊源的再探究,对于合理定位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时期的学术地位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帛书《系辞》新释七则

长沙马王堆帛书《系辞》"以行亓挨"句,"挨"当训为等礼,即尊卑贵贱等级差别。帛书"知之而句言"句,当读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拟仪以成其变化"。帛书"人以此佚心"句,当读为"圣人以此佚心,内藏于閟,[吉凶]与民同愿","佚心"当训为放心。帛书"《易》有四马"句,"四马"当训为四象,谓七八九六。帛书"为而施之胃之变"句有脱文,本当作"为而施之胃之变,谁而行之胃之迵,举错天下之民胃之事业"。帛书"上"字句,与今本异文较多,疑今本有误,本当作:"吉凶者,尚朕者也。天地之道,尚观者。日月之行,尚眀者。天下之勭,尚于一者也。"帛书"天地之大思曰生","思"当为"惪"或""之形误。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慎独之学”解析——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为文本

“慎独之学”是怎样的早在顾炎武那里,有关于此的研究即已被明确称作“慎独之学”(《日知录》卷一)了;而简本《五行篇》中曾两次出现过的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则亦不过在于表明:它乃是先秦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至于所谓“慎其独”,若我们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所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所谓“应乎中”;若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要“叩”诸如多与少、诚与欺、善与恶、内与外、显与微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个“两极”、“两端”而用其“中”;而若用简文中的话,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一”。而所谓“慎独之学”,概而言之,其所讲的大概就是…     

论中国哲学中的体认方法

中国哲学中的“体认”,因古汉语的特征而被古代哲学家简称为“体”。先秦庄子就认为对“道”的认识只能是“体道”。以后《淮南子·汜论训》也说:“圣人以身体之”。而到汉魏三国玄学贵元盛行之时,王弼认为对贵无本体的认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     

人伦道德浅近性初悟

一、人伦原始:美之所以为美者《增广》有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如此论善恶,即为人伦主义道德观。旧时城隍庙书此对联:“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简捷,通俗。礼之他律和以礼自律的标准,大致如此。礼以为律的文化底蕴,似乎可以归结为: 由孝而至于尽善尽美,非人力所及;作为善之反动,由淫而至于色根净绝,非人世所需。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谈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当时体”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什么叫“当时体”,清代杨伦《杜诗镜诠》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初号为四杰。”他大概认为“当时体”即唐初体,唐初体又是什么体?看了注还是不明白。浦起龙《读杜心解》:“宜于一时成体之文”,一时当指初唐,初唐体是什么体?还不明白。仇兆鳌《杜诗详注》:“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什么是“当时体”,也没有注。其实早在明朝何景明作《明月篇序》已作了说明:“仆始读杜子七言诗,爱其陈言切实,布词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覆之,则知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