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向彼岸世界的超越——谈李商隐诗歌的审美心理空间

晚唐社会的苦闷，使诗人李商隐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这种内心冲突使李商隐创作的一部分诗歌表现出由现实向理想、由凡俗向崇高、由爱的阻隔向爱的融合发展超越的趋向，从而扩展了李商隐诗歌的审美心理空间，产生了悠长深远的情韵，并照亮人们的心灵。     

论李商隐审美思想的多样性

李商隐悲剧的身世铸就了他悲剧性的意识,反映到诗歌里便化为一种悲剧的感伤美。就诗风而言,李商隐诗歌是以“优美”见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审美思想里还有“壮美”的另一面。就思想内涵来讲,李商隐的诗歌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在他的审美思想里对“美”的追求和对“善”的追求是统一的。     

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悲凄之美”、“曲折之美”、“迷离之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歌朦胧凄迷的美学特征, 并从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内容、结构、用典、意象、语言等艺术创作方面阐释了李商隐诗歌意境的成因。     

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价值——基于超现实主义的视角

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诗歌中别具一格.超现实主义是产生于法国的文艺流派,其影响深远.超现实主义诗歌、电影、绘画等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常用“深层隐喻”或“象征”,多借助梦境、幻觉来表现“本我”,注重意象的选择,各种意象之间往往有一种“蒙太奇”式的跳跃,通过不同意象的“无序”组合来表现内心世界.这些特点与李商隐的“无题诗”有较多相同之处,这也正是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价值之所在.从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观照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为阐释李氏“无题诗”独特的审美价值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论唐代诗人许浑诗歌的崇高美

崇高作为一种美学范畴,无论是在自然界、社会生活还是艺术中,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精神人格的崇高显现和象征,是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在超越客体的艰难搏击中表现的人格力量和宽广胸怀。许浑是晚唐时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一起被称为"晚唐铮铮者",其诗歌在当时尤为杜牧、韦庄所推崇,陆游也称之为"晚唐之杰作",其诗歌饱含着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并创造出雄浑浩大的崇高意象,洋溢着激昂慷慨的旋律,表现出了强烈的崇高美。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机制——兼论中国古典意象诗的解读规律

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直接以“无题”二字为题;一类从诗歌的字面中截取题目,但题目不能涵盖诗的内容,这题目形有实无,还有一类虽有题目,但提供的语境信息很少,其作用比“无题”二字大不了多少。这三类无题诗加在一起,大约有一百首,占李商隐全部传世诗歌的六分之一。     

秉无私之刀尺,成不朽之诗名──略论李商隐爱情诗对齐梁诗歌的承继与超越

在唐代文学史上，李商隐与李白、李贺并称“三李”，诗名颇盛。但在他所有的诗歌中，千百年来最为人传颂的恐怕要算是爱情诗了。这部分诗不但所占比重大，而且精品也最多。晚唐以前，还很少能有像李商隐那样大量创作爱情诗的诗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既与晚唐时代的社会背景，李商隐个人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有关，也与他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吸收有关，而齐梁诗歌恰恰是大量地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李商隐的关注，本文拟就二者的关系作一论述。考察李商隐与齐梁诗歌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他本人对齐梁诗…     

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柳枝身份考论

李商隐的诗歌《柳枝五首》记录了诗人和柳枝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刻画了一位具有非凡的音乐和诗歌艺术修养能力的妙龄少女形象。鉴于古人喜用“柳枝”代指歌妓的惯例,通过考证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唐代文人风流之风极为盛行,李商隐与歌妓亦是交往甚密,在其诗歌中尤喜用“柳”代指歌妓。根据各种文献考证结果,可知《柳枝五首》中的柳枝实为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妓伶。     

中国美学中的“崇高”

分别论述中国古典美学中道家和儒家的审美范畴“大”与西方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内容和特征,并对其相合与相异之处进行比较研究。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李贺的死亡意识与酒神精神

李贺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特殊的诗人,特殊的人生际遇使其死亡意识迥别于其他诗人。他对生命的认识既格外强烈,又有着一种超越他人的敏感和自觉。文章通过剖析李贺死亡意识中酒神精神的内涵,展示其“两次颠覆”和“两个悖论”的矛盾运动史,揭示李贺死亡意识的深刻根源和复杂形态。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黄庭坚的“用意”诗学观初探

黄庭坚诗论中的“用意”“道意中事”“意有所属”等诗学观念, 是连接他诗论中的“句法”“句中眼”等修辞概念与“心性”“读书”等修养概念之间的中介。它的“体”既包含了“心性”存养的要求, 也包含了作为存养工夫的“洞见”和“见解”等;它的“用”则既有以“意”贯通“古人之陈言”的意思, 也有“寓意于物”的心物观。但是, 这些观念的内涵既不同于单纯的心性存养, 也不仅仅是诗歌形式的寓言化, 更超出了道学家的“观物”。其复杂的肌理标志着诗人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庭坚, 也为我们理解宋诗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