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结构化理论?--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述评

文章对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包括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及结构化理论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 ,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与此同时 ,文章还提出 ,结构化理论在克服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它并不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简单拼凑     

从实体到关系: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与超越

社会学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本体论思维的束缚下把各自的个体、社会整体本体化、实体化,并因此导致了个人和社会、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等的理论对立。彻底抛弃本体论预设、解构实体,从实体视角转向关系视角是克服上述二元对立的有效途径,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努力体现了社会学方法论的这一转向。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认知分歧

如何应对认知分歧?以"调和主义"立场为基础的均等权重方案认为应该折中各自的观点,取得一个平均信念。以"坚持主义"立场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方案则认为要在整体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信念修正。以正确推理观为基础的确证主义方案认为,认知分歧可以通过分歧与自身其他特征间的相互作用得到解决。上述三种方案中,前两种方案存在一种立场和方案之间的紧张关系。均等权重观方案并不能真正代表调和主义立场,整体主义方案的结果更像是调和主义的。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改进了的确证主义方案来合理地应对认知分歧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认知对等者这一概念具有一种可以被部分击败的特性;其次,主体必须对高阶证据进行评估,而且这种评估只能在对原先信念的重新确证中进行。     

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视角:从整体主义到半整体半个体主义

以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个政治哲学概念作为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可发现中国社会从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发生了转型:古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和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属于整体主义社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属于半整体半个体主义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将保持是半整体半个体主义社会,而不会变成纯粹的个体主义社会。     

集体作为复杂系统的运动与进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常被视为一个系统,但是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复杂性及其运动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仍然存在着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歧:前者从个体性的构成要素出发来解释其互动关系与集体行动,后者则从整体性的内在关系来解释集体与个体的行动,归根结底,分歧在于对集体的实在性的立场不同,导致了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不同。因此,理清集体系统的复杂构成及其运动进化,并实现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集体行动解释中的互补,显然是必要的。     

环境整体主义：争议与辩护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开创了环境整体主义的新路径,但他简洁的表述风格为反对者留下了口实,为此,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围绕着“生态法西斯”、“反人类”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个体主义者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随着整体主义的后继理论不断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整体主义的合理性日益增强。从趋势上看,一种充分考虑了个体利益的环境整体主义将会成为环境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云景观”思想实验及其社会本体论运用

社会本体论是当代形而上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前沿领域之一，围绕社会实体的物质构成与物质组合论题，“云景观”的一系列思想实验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并由此形成了两条进路：一是分体论分析，它关注事物的组合是否受到某种限制；二是同一性分析，它关注时空偶合对象是否存在某种同一性标准。然而，基于分体论同一性的主流立场难以回应来自“构成无需组合”以及“构成并非同一性”这两个原则的挑战。分体论同一性的两个方面都假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因此关于云的稳健实在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对类别同一性”概念，为此需要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借助爱泼斯坦社会本体论中的“锚定-奠基”模型、巴恩斯的“本体论涌现”以及达斯古普塔的一般主义等理论资源，能够克服主流立场背后预设的还原论和个体主义倾向。由此观之，对“云景观”的这一探索路径不仅适用于诸如云这样的自然种类，而且能有力地刻画社会事实和社会群体的本体论特征。同时，社会事实和社会群体的“云景观”思想实验还必须基于对分体论同一性论题的拒斥。     

重识新闻专业主义——从“媒介-传者-语境-效果”四维切入

作为西方新闻实践一直信奉的职业信念和操作守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其秉持的“客观”、“真实”新闻观,因其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前提而备受不同力量的消解.文章从媒介、传者、语境和效果四个维度切入,以言语行为论、哲学解释学、意识形态观、负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认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应是一个在事实层面上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接受广大受众检验,在价值层面上承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并建立一个多元价值立场对话平台的过程.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构建制度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就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无法真正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发展变迁的规律。而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充分肯定人类生存需求的作用的基础上,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间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从满足需求的方式、社会手段入手,抓住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个关键,建立起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克服了制度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种种缺陷。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