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立案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它对于刑事立案主体依法立案、解决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现象,纠正打击不力．对于维护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形象,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监督问题有了专门的规定,但随着刑事立案监督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化,     

船舶拍卖争议问题的探究

船舶司法拍卖应当指海事法院主导或控制的、以司法拍卖方式自行进行或委托拍卖机构进行的船舶拍卖活动。船舶拍卖是海事审判中独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在船舶拍卖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与统一适用,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实践。本文将重点介绍船舶拍卖的公告问题、债权登记问题、确权诉讼问题、拍卖价款的处分与分配问题,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存在的各派观点以及本人自己的总结观点逐一进行论述。     

论民事司法成本的分担

司法成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司法机构、诉讼程序和法律职业建设,它既体现着正义分配的一般性原则,也展示着国家、当事人和市场间的合作与博弈。对于司法体系运转而言,其犹如齿轮系统,国家、当事人和市场与社会之间要高度连续啮合,方能使民事司法持续运行获得动力。所谓民事司法成本,指具体民事诉讼中以货币来衡量的总耗费,具体涵盖以下几个部分:司法预算意义上的法院运营成本、当事人支付意义上的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     

司法治医?

市场化以及司法化的道路能否真正脱离政治,或者说脱离新中国以及中国革命近百年来的政法传统,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依法治医或者医疗法治,这是许多法律人为医疗问题开出的药方。如同主流经济学家信奉自由市场,主流法学家也相信法律之治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难题。医疗问题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例如医院体制、医学教育、医疗市场制度以及医疗职业伦理等等。而其中与法律人关联最为紧密的,就是医患矛盾,或者说就是有待国家权力介入解决的医疗纠纷。司法难解医疗纠纷基于对法律之治的信仰,法律人更愿意把中国医疗纠纷的难解现状归咎于两个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一是司法不独立。法制不健全,是指从1980年代以     

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法人人格否认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进行补充、完善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本文拟就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探析。     

略论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执行难是指生效法律文书成为法律白条。表现在被执行人难寻、被执行财产难查、被执行财产难动。执行难造成了社会信用和法律救济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权威。制定一部独立的民事执行法,完善法院执行体制,建立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模式是解决执行难的唯一出路。     

民刑交叉问题及诉讼程序研究

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这种行为必须根据不同的民事价值观和刑事价值观来选择;二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由于民法与刑法概念体系的不同,导致其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在适用何种法律评估时会产生差异;第三,对单一行为进行处理,从而决定民事和商业事务的适用或适用不同的程序。刑法的先后顺序是不同的。在处理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的过程中,司法内外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与第三审分离的客观情况导致专业法官的价值判断遵循不同的法律特征。同一概念体系在思维过程中缺乏相同的概念体系,导致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差异;而外部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官的不同。检察机关在处理民法与刑法的交叉案件中,权责不清,不同机关对司法管辖权的引导和协助作用有不同的认识。上述立场的不同,最终可能导致司法立场定位的模糊,消除司法在统一秩序中的作用。     

消灭超期羁押:靠制度还是运动?

超期羁押,我国司法体制的痼疾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超出法定期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作出限制.在程序法中,法定期间是公、检、法机关实施诉讼行为、作出诉讼决定时所要遵守的必要规则.它与举证责任、法律后果一样,都是法律程序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超出法定期间,就意味着有关机构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     

浅谈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近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毋容置疑的是,在执法活动尤其是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现象层出不穷,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违反执法办案程序的情形难以杜绝,等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监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适用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法律推理在司法实践的意义探析

法律推理是法律研究和法律适用的重要工具和途径，然而，受限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发展水平，我国法律推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文中笔者将结合法律推理的方法，从法学方法体系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和探讨法律推理的重要意义。     

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

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能为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准则。知识产权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在一切私法均应纳入民法典的诉求下，私法基本原则往往由民法典予以确定，称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是一切私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应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产生、权利行使以及保护。     

浅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法归属

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是关系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有重大作用。本文在对现有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特别法,这对于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法归属

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是关系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有重大作用。本文在对现有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特别法,这对于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法官的监督为何是虚置的?

司法的内在要求是法院和法官依法裁判,法官只服从法律、唯“法”是瞻。一个行政化的司法,一个上下一体化的司法,一个有受制于法院内外领导个人意志的司法,如何能成为形象公正的司法?     

论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及其分析框架

2017年刘广明案判决中,最高法首次引入德国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基准即"利害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目前我国学界对保护规范理论的争议集中于"能否司法适用"问题上,大致形成"肯定立场"与"否定立场"两种观点,但仍要对保护规范理论"如何具体适用"的实践问题予以回应。鉴于其司法适用混乱现状,有必要统一保护规范理论分析框架,采取"三层次"的分析框架:第一层次中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第二层次解释争议规范是否属于保护规范;第三层次则判断原告是否属于保护对象。     

十八大报告视角下的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地位和状况,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状况。司法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地位和状况,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状况。刚刚过去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本文将结合十八大报告中谈及司法制度的部分,论述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及发展。     

论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次会议提出：＂建设法制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其中关涉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颇为丰富,特别是对于长期争议的法院体制改革方案,有了较明确的操作方法和实施步骤。笔者就法院系统去地方化、行政化和实现法官职业化,最终实现司法独立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探讨法院体制的改革路径的现实意义,并对制度运行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现时期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2010年4月29日,我国修订了《国家赔偿法》,将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了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内,为公民在精神利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时创设了新的救济途径。本文探讨了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对宪法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并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指出提高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明确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论刍议

所谓"法律",是指由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简单来说,就是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相比于道德规范,法律更多的是强制性,引导性,来保障每个人生存的安全和公正。它的存在,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的秩序性,人类的自由性和个人自由的保障性,扩大"正义"这一概念,极大地保障了效率的实现,平息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而从古代的"道德大于法律"到今天的"法不容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许在个别案件上"正义"与"法律"产生了矛盾,但这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绝不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更不可能成为否定法律存在的依据,否则就会构成司法的困难和社会的动荡。     

从公司法视角看经济法的效率价值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在实现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经济法价值定位于＂效率与公正＂的价值目标是必然的选择。公司法的立法与司法中也应关注效率这一价值选择,以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实现内在化了公平的经济体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