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不彻底性刍议

“女性主义电影就是包含女性主义立场的电影创作、批评及理论建构.”[1]1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电影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 1975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2]影响最大,它以符号学和精神分析为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框架.[1]3-4 李玉是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生代女导演,是中国大陆目前最知名的年轻女导演之一.她执导过的影片包括《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4)、《苹果》(2006)、《观音山》(2010)和《二次曝光》(2012).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下四点可简要描述出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表达特点: 一、女性主体的建构及欲望表达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唯一的女主角,她们大多生活在缺乏男人的世界里,或丧偶、或离异、或自主选择单身.也就是说,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是影片中男性的“他者”,是男性欲望或意义的能指;相反,她们是独立的存在,通过建立女性的绝对主角身份,李玉的电影成功地建构了女性的主体地位.     

女性电影文本--从男性主体中剥离与重建

象征秩序由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组建而成。在男性社会中 ,象征秩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在电影文本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将女性符码化 ,即异化为色情消费的对象以及将女性拥有的多元意义削减为单调的同一性。鉴于此 ,女性电影就具有了共同的特点 :反色情、破除概念 (单一性固定模式 )。对应克莱儿·姜斯顿以及萝拉·莫薇早先提出女性电影必须是对抗电影 (counter-cinema)的论点 ,女性电影不断地进行着摆脱男性的目光 ,坚持以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看待自我的实践。从《罗曼史》等多部女性电影中 ,我们不难看出女性电影文本中女性的语言与意义逐步从男性主体中剥离与重建的过程     

电影中新女性形象的变迁

新女性是一个时代的杰出女性,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杰出女性。新女性形象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作为时代镜子的电影,在反映时代变迁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新女性形象的变化,而且更集中、更典型。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拟从电影这面镜子来透视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一 中国电影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女性银幕形象。其中就有不少是从现实中发掘出来的、显示出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凝聚了电影编导和广大观众的审美理想的新女性形象。从《新女性》(1935)到《新潮姑娘》(1992),中国电影编导们相当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众多的新女性形象,以昭示未来女性的发展成长道路。 中国电影史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即:萌芽期(1896—1921);发展期(1921—1933);成长期(1933—1949);成熟期(1949—1979);完善期和呈现多元格局期<1979至今)。这五个时期大体上是与社会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但又因电影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而与社会的发展时期略有差异。除萌芽期外,在每一个时期,中国电影都奉献出了代表各个时期思想水准和审美理想的“新女性”形象。     

怀旧的悲情、诗意的唯美——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赏析

李少红作为影视界第五代导演的佼佼者在从电影向电视的转变中 ,她不仅在电视中延续着她的电影美学 ,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华美和精致之感 (代表作《大明宫词》) ,而她坚持的女性视角也同样延伸在《橘子红了》中 ,关于爱情 ,婚姻和生命的意义她有着不同于男性导演的解释。在精致的画面背后 ,她细腻的触角亦延伸至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渴望中     

论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渐变

从《红高粱》时代对自主、对抗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到《秋菊打官司》之后女性魅力与欲望的缺失,再到《英雄》开启的奇观电影里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存在着一个逐渐隐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电影叙事策略.     

“镜像”映照下女性的“自我”构建——电影《嘉年华》的女性主义阐释

电影《嘉年华》以女童性侵案为视点,将几位女性的命运融入其中,描绘了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意识。本文以《嘉年华》中三位女主人公小米、小文、新新为对象,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切入,具体分析当下男权社会女性被无意识"凝视"的关系,以及女性如何在被"凝视"的关系中构建"自我"。该电影显示了导演的匠心,这为女性主义电影与电影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从《无穷动》看中国女性电影的发展

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女性电影一直在文学评论的夹缝之中生存发展。以电影《无穷动》为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方法,重点将我国女性电影与传统电影相比较,探讨了女性电影这一特殊文学及传媒现象发展的状况。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女性电影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并从＂对抗还是对话＂讨论《无穷动》为中国女性电影的存在与发展带来的可能性,探索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关系探析

《红颜》、《苹果》、《观音山》可谓是李玉的女性主义电影三部曲。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女性一生中所扮演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红颜》表现了僵持的母女关系;《苹果》展示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转换;《观音山》反映了女性角色的轮回。这三个角色在男性意识下衍发出微妙的关系。     

电影《紫色》中的黑人女性反抗意识

电影《紫色》改编自美国女性主义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从性别角度审视电影《紫色》,电影台词揭露了女性鲜明的人格特征,呈现了电影中的四个主要黑人女性茜莉、索菲亚、秀格、奈缇的反抗意识之觉醒与改变的过程。而这四位女性的反抗方法也各不一样,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进行反抗,才会最终赢得尊重,获得幸福。     

以女性意识观照妇女的命运——评日本影片《天国的车站》

1984年出品的日本影片《天国的车站》是根据六十年代轰动日本的“日本阁杀人案”改编而成的。导演出日昌伸对原素材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以极其深沉的情感和精美的电影语言,塑造了林叶佳代这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观照了妇女的命运。对她的悲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的觉醒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对不公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一、由“女性电影”说起 有的说《天国的车站》是犯罪片,有的说是社会问题片,也有的说它属于女性电影,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我比较倾向于把它概括为女性电影,它是以女性问题为题材来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何为“女性电影”?也是众说纷纭。肖力把“女性电影”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指女性题材或主题的影片”;“其二,是指西方女性主义(或称     

八部爱情喜剧电影

浪漫爱情喜剧(Romantic Comedy)在国外算一种类型片。主要受众为女性,当然男的爱看也没法挡。这种电影适合周末在家陪老婆或女友一起看。当然,约会时看这一类的电影效果保证要比看《投名状》好一点。     

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对《茉莉花开》里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分析

影片《茉莉花开》近距离关注女人生活,是一部女性题材电影。本文援引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了《茉莉花开》所呈现的男女两性关系及其中体现的二元对立思维。     

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

电影《小时代》系列以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反,它是一种“小”叙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它也是消费时代的小叙述。《小时代》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选择“郭敬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了这群青少年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某种意义上,《小时代》是中小城市爱做梦的女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建构、镜像语言风格与“酷”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塑造了当下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陶兰

本文对于《早春二月》中的陶兰进行了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陶兰不仅是一位有计划、有方法、勇于追求爱情的新女性,更加具有追求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意识,从而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少见的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     

论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例

以美国电影《简·爱》《蒙娜丽莎的微笑》《欲望都市》为载体的女性主义叙事直接参与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简·爱》中的女性形象直接解构父权制社会并争取女性权利,《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性力图通过张扬女性意识而成就为独立的女性形象,《欲望都市》中的女性通过多元的主体性选择而对女性自我进行多元化的欲望叙事,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的艺术主流与逻辑发展。     

美国电影中华人女性形象分析

本文选择美国拍摄的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电影作品如何塑造其中的华人女性形象。本论文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183;萨义德的《东方学》为理论指导,从多角度分析美国影片中华人女性的形象。在全球语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女性形象的定格,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眼中的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些并非积极的影响。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所引发的争议中,“情色”是一个关键词.须知,并非有关“性”的叙事就等同于“情色”,“情色”的关键是男女性关系中女性人格的异化.在影片聚焦于“性诱惑”与“性暴力”的叙事中,女性身体意象呈现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男性欲望化对象.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缺失正是“情色”生成的主要原因.女性身体在影像中的欲望化表达是由男权中心文化的视点所决定的,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所置身的文化环境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力.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苏童小说改编异同比较

苏童的小说迄今已有四部被改编成了电影,分别是改编自《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1991),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红粉》(李少红,1994),改编自《米》的《大鸿米店》(黄建中,1995)以及改编自《妇女生活》的《茉莉花开》(侯咏,2004)。其中除第四代导演黄建中改编的《米》之外,其他三位第五代导演改编的均是苏童“女性小说系列”中的作品,横向看来,其艺术理念和创作心态的异同颇值得回味。本文仅以张艺谋和侯咏这两位男性导演改编的作品为代表进行比较,探讨一下他们在将小说转换成影像时不同的处理手法和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