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的忠孝观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虽然一度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却掩盖不了日益没落的事实。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现象的存在。诞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歧路灯》虽然没能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弊端,但它在为挽救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寻找灵丹妙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歧路灯》是作者为扭转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命运而开出的一剂药方,但由于小说是一部封     

唐代妇女的文化生活

唐代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它那宏博、绚烂、丰富、开化的特点,是同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相统一的。其中,妇女文化生活的高水平发展是极为生动活泼的组成部分,它反映着唐代文化的进步程度,体现了唐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全面开放,是构成“大唐盛世”的重要侧面。一女子教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养,教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古训。在男权社会     

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即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逐步解体,行将崩溃。《儒林外史》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着重从科举制度这一侧面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封建社会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及其科举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隋(581—618)、唐(618—907)两朝号称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两朝的典章制度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并在隋唐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得到显著的发展。唐中叶(755)前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相继发生变化,但物质文化生活依然繁荣兴盛。如果人们进而在空间上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在时间上着眼于稍后的五代和宋朝,那么就可以看到,六世纪末到十三世纪,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显著发展的阶段,而且也是中国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发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在达段历史时期内,隋唐律令格式以及从中演变而来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经过汉地五六百年消化吸收而发展起来的佛教诸宗和宋代理学,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响到当时的许多民族。东方文明之所以被称为东方文明,应当说其主要特征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隋唐上承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和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旣善于归纳前期中国文化的成果,又善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故能成就其文化昌盛的伟绩。在隋唐时     

板桥青少年时代及其家世

一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兴化县人。他以诗书画“三绝”名世,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生活于清朝前期。那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即所谓“康雍乾盛世”。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仍很尖锐,“盛世”之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它的尽头,这“盛世”又可以说是一个回光反照时期。郑板桥的家乡兴化 (又名昭阳、阳山、楚阳),地处苏北里下河腹部,北距扬州府     

居安思危 以史为鉴——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制夷”思想的启示

18—19世纪清朝中叶,中国社会经济有了一定恢复,荒地被开垦,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工商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所谓乾嘉盛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昏庸也愈益严重,广大农民受着极大限度的压榨和剥削,加之民族压迫的存在,使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极盛”之下仍然埋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各种秘密结社非常活跃,终于在1796年(嘉庆元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遍及湖北、河南、四川等省,时间     

劫后余生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后一个高峰的历史时期,由乾隆皇帝下旨,官方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而成的。它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清乾隆以前的中国历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皇帝1772年2月下旨,由皇八子永璇总…     

隋唐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

隋唐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高凤林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出现了封建经济发展、繁荣的新局面，今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时间上的曲折性和地区区间的不平衡性。一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了过去...     

南诏史中语言及宗教问题的探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当时的南诏,是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政权。南诏晚期,已急速向封建社会过渡。自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建大蒙地方政权后,以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首府(后迁治太和城)。全盛时期辖有今云南省全部、四川省南部、贵州省西部等地。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经济、文化皆大有可观。南诏     

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侵权的概念,但古代法律中确实存在现代侵权法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及解释.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法律典章极其完备.唐律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包含了许多民事法律条款.虽然当时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还同时兼有刑事惩罚的性质,但其有关侵权行为的种类及承担责任的规则的表达完全具有了近代以来侵权法的特点.文章仅以《唐律疏义》中关于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为核心,在现代侵权法的语境中对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进行学理分析.     

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屡兴文字大狱.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文字狱"迭兴,骇人听闻,用杀戮政策对待士大夫知识分子,杀戮之多之惨,为历史所罕见.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清代"文字狱"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同时期的"文字狱"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一样的.     

《红楼梦》中的忧患意识思想

忧患意识是《红楼梦》的重要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它明写的是一个家族的衰落,实际反映的却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被人们称之为的"康乾盛世"。贾府的衰败过程和衰败原因是"康乾盛世"衰败凝缩和缩影。历史证明了作者思想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康熙、乾隆南巡异同考

康熙、乾隆的南巡,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南巡途中,不废政务,兴修水利,解决黄河水患,修建海塘,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但同样是6次南巡,康熙的南巡,促进了东南地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对国家统一、抵御外敌、赈灾恤荒、考察官吏都起到不可泯灭的作用。而乾隆的6次南巡,加重了封建政风的败坏,激化了阶级矛盾,清朝由盛而衰。     

明宣宗弊政及对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

康熙将自己深厚的理学造诣付诸治国实践,以宽仁、德治驾驭群臣,提倡清廉,而各级官员也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尚,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清官之治.康熙与雍正、乾隆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各异,也使得三朝仕宦之风颇为不同.     

论乾隆治理西藏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本文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乾隆治理西藏的内容及利弊得失,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     

《红楼梦》中的死亡气息与死亡内蕴

<红楼梦>是为行将没落衰败的封建制度唱出的一支"挽歌".它用艺术形象展现了所谓"康乾盛世"这一表象掩盖下的种种"末世"征兆.贯穿、笼罩整部小说的是浓烈的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这种气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时代气息,是没落腐朽的封建阶级在濒临死亡之前散发出来的.作者以作品结构来渗透这种气息,以情节高潮来突现这种气息,并赋予这种气息以美学内蕴.     

圆明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考察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然而,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却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并得以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随着时间的推进,清代出现了励精图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康乾盛世逐渐孕育。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成果及观察指标就是在北京海淀地区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这其中,中西文化交流既是康乾盛世的一个推动力,也是三山五园兴起的重要外因。考察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既是清史研究和三山五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有助于审视和把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利弊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清代最辉煌的时期,既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今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并研究康乾盛世,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