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的诗性批评

诗性批评是诗性思维支配下的文学审美批评活动.诗性批评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分析型批评,诗性批评通过对事物形象性的、情感体验性的熔铸,以象征、比喻的言说方式来表达批评家对文本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的主观印象.诗性批评的精神思维的核心,就是体验性、感悟性和主观性.其形成了"寓理于物"、"寓理于情"的批评特征,也由此导致所表达的思想观念的模糊性、多义性.诗性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的主要方式.而闻一多的诗性批评有其特点:它既是在西方现代多学科视角下的审美观照,又是对中国诗性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延伸.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表现为批评文体的文学化、批评话语的美文化和批评思维的直觉化。三者紧密联系，共同铸就了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文学批评的主导方式与方式的开放

文学批评方式是实现批评的桥染与媒介。批评方式有：主客观统一、思维的共性与个性统一、主导方式与方式的多样性统一等属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嬗变：政治批评——大批判牡评——新政治批评——历史审美批评。真实性、思想性和审美性是历史审美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方式的开放要求在历史审美批评方式的统领下，有其它方式如发生学批评、形态批评、系统批评等多样化批评方式的参与。     

传统批评中“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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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论中国画意境中的诗性建构

中国自古以来所表现出的文与艺浑整未分、互通有无、彼此不分的状态。使诗性和画境呈现出完美的一律性．在心理的熔化下形成“异迹而同趣”的审美意象。通过“禅意—诗意—画意”的途径,将景随时易的日回月周、寒署易节作为审美的对象。中国画意境中的诗性建构使绘画真正成为一种“时间品味方式”。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览之有色 扣之有声——论古代文论诗性感觉的隐喻式表达

中国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范畴、概念、术语都是诗性感觉体验的隐喻式表达。色、声、臭、味等概念，本来是人的感官的日常体验，引之以论文，似乎文学也视之有色，听之有声，嗅之有香臭，尝之有滋味。根源于这种感觉体验趣向，文学审美也有类似诉求。如追求文采飞扬，喜好妙言妙曲，崇尚味外之味，总之要求文学色、香、味俱全。这种体验性的表达最富有原始感觉，也是最富于诗性特征的。     

从《文心雕龙》的“赞日”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论老子直觉思维与诗性言说方式

为了研究老子的直觉思维、诗性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运用文字和文献研究以及思想和文论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老子的直觉思维及其诗性话语表现,揭示了直觉思维特征和诗性言说方式在老子智慧中的紧密关系.结论为:直觉思维是老子诗性言说的内在诉求,而诗性言说则是其直觉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源头.     

诗性的批评与批评的诗性--德吉草《歌者无悔》评介

本文对当代第一部评论当代藏族青年作家作品的评论集<歌者无悔>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这部评论集力求从民族文化传统的高度和现代文艺思潮的大背景,用诗的思维、诗的语言进行理性的评论建构,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批评的诗性.     

士人批评的知识论特征解读

由于与文学史、诗学史处于一种共在的关系,士人批评呈现为一种复调性的知识总体性存在。从其知识特征来看,士人批评主要表现为三种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单元,即教化性的实用知识形态、体验性的审美知识形态与形而上的诗性知识形态。它们分别对应于文学文本与现实政治道德生活的关系,与自身审美形式的关系以及与主体生命意义的关系。     

浅论陆游的"诗人之文"

陆游不仅是一代诗豪 ,其词、文亦卓然成家 ,尤其是他的散文 ,在当时就曾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作为敢以“放翁”自号的文人陆游 ,其诗性思维却更能突破传统保守文人在文体上的故步自封 ,在诗和其散文中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一致。本文从陆游散文的诗人情调、诗性思维两个方面 ,探寻诗人身份对他散文创作的影响 ,及其“诗人之文”所呈现出的主要审美品格     

《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

《易经》的思维方式极具诗性品质,是美学性质的。《易经》思维方式的诗性品质由以下三种特质构成：“类”性思维特质规定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质,构建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总体框架;“象”性思维特质凸显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唯象特征,生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运思模式;“悟”性思维特质揭示了《易经》思维方式的心理机制,形成了《易经》思维方式诗性品质的心理特征。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突出体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     

试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进入文学这一领域后形成的言语变体，是主体为了追求语言的表情效果和关学效果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脱和偏离的有意味的话语形式。诗性，是指人的精神的创造性。文学语言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精神。研究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可以更加深入地透视文学语言的“人性化”、“感性化”的审美属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学语言美的本质。     

竹与修身——德育的“另类”言说

竹文化是根植在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它承接了孔子的诗教。这种诗教追求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因此,中国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性德育的价值。从孔子的“比德”和“三月不知肉味”到苏轼的“无竹令人俗”;从郑板桥的“种竹似培佳子弟”到个园的园林艺术;从传统社会的竹文化到市场经济中竹园宾馆的企业文化建设,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薪火相续,感受到了诗性德育的魅力。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有一种善美合一的诗性之关,它是正直、虚心、有活力的人格象征,在竹的背后有一片陶冶人格的诗性的文化海洋。竹对人有着妙不可言的教化力量,它使道德境界涵蕴审美境界,审美境界附丽于道德境界,这种力量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沈从文本土化文学批评刍论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而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他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特点出色地保存在其批评中,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批评对象,多着意于评论的开头对批评对象作整体审美把握与风格的整体勾勒,促成其批评具有整体性特征。沈从文这种整体性批评方式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