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吗?

<正> 《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发表邹身城同志《太平军北伐主帅辨疑》(以下简称《辨疑》)一文认为,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而不是林凤祥。理由之一是“李开芳参军后大部分时间职位都比林凤祥高”,并引《李秀成供词》为证。理由之二是说“在北伐途次,由于屡战屡胜而加封侯爵……依旧看出定胡候李开芳是最高统帅。”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辨疑》所用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所证事实与此相反。其次,《李秀成供词》之所以把李开芳排在林凤祥之前,列为首位,根据的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追封北伐牺牲功臣,     

吉文元官职订误

关于吉文元与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时的官职,在太平天国史论著中有二种说法。牟安世《太平天国》及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等书中,都认为吉文元是春官正丞相,而《太平天国兴亡史》等书中,却说是春官副丞相。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辨朱锡锟行迹——与王宏斌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北伐军四统帅之一朱锡锟,于1853年6月20日在朱仙镇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联名向北王韦昌辉禀报归德战役及进攻开封等情况,后便在北伐的队伍中消失了。河南师大历史系王宏斌同志《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一文(见《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朱锡锟是南归军的统帅、第一次援军的将领之一,于1854年5月牺牲于山东曹县。我觉得王宏斌同志的论据和结论均有不妥之处。 一、《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平定粤寇纪略》三部书不是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亦不是北伐军成员及镇玉北伐军当事人所撰,对其中有关北伐军及朱锡锟最重要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不能作主证。如《平定粤寇纪略》,把援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两个多月,《豫军纪略》将援军错记为“至直隶与林凤祥等合势益张”,《山东军兴纪略》竞给予朱连降七级为“伪军长”。这些当然不能作为研究朱锡锟的可靠资料。 二、《盾鼻随闻录》一书,连与作者同时代的薛福成都认为其内容“附益以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之辞”而“当毁”。文中关于北伐军的记载不符太平天国体制,太平军中根本无红、兰、白、黑多     

关于李开芳“投降”问题的商榷

<正> 过去对李开芳一致认为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近来有人说他"在最后关头,主动去投降清军",是叛徒.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第一,从李开芳被围、被俘到被杀的表现看,其出降是迫不得己,不是真降.咸丰三(1853)年十月,李开芳与林凤祥率领北伐军孤军深入打到天津,由于粮草不济,衣药缺乏,加上时值严寒,地处平原等不利条件,在清军强大攻击下,被迫南撤.咸丰四(1854)年三月,退到东光县连镇待援,四月商定分兵:林凤祥率主力据守连镇,李开芳率六百余骑南下迎接援军.李接受任务后,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出重围,一昼夜飞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从而提出一些新看法;二,过去较为薄弱的专题有所加强,如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文不拟对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情况作全面概述,仅就这些新的情况略作介绍。新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在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整理。这些新材料包括文字、实物和口碑几种类型。在文字资料方面。1980年发现的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史料,其中有林凤祥、李开芳、黄峰及其他北伐军将士的供词;洪秀全、杨秀清、罗亚贵等人联名给北京城内刘氏兄弟的书信;以及林凤祥、李开芳等人被俘押解北京的奏摺等。其内容丰富,对研究太平天国北伐、评价北伐军主要领导人功过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物》1980年第2期)1981年发现的太平天国诰谕三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维约军纪、执法如山和公举乡官、巩固基层政权的情况,这对研究太平天国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辨析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是英国柯文南博士(Dr.C.CurWen)从英国公共档案局发现的一份中文档案史料。原编号F.O.682,279/A3,新编号F.O.931/1350。先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发表,我国《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曾转载。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     

关于林凤翔籍贯的调查报告

由于太平天国没有记述林凤翔的籍贯,在发现的诸王自述中,也没有说林凤翔是什么地方人,致使史家仅能根据有关的史料、调查,作出种种的推论。自故宫明清档案部秦国经同志发表《从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北伐史料看林风祥的籍贯、身世及履历》,公布了《林凤祥供词》,明确了林凤祥是“广西桂平县人,在本县新村居住”。为了有助于史学界的研究,现将收集、调查得到的资料整理汇报于下: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勘误一则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 1999年 1月第 1版 ,第 37页 )载 :“杨秀清向他 (洪秀全 )报告国事的困难 ,他 (洪秀全 )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 ,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何惧之有 ?不用尔奏 ,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 ,欲在京住 ,由于尔。朕铁桶江山 ,你不扶 ,有人扶。尔说无兵 ,朕之天兵多过于水 ,何惧曾妖 (国藩 )乎 ?”显然 ,上引文中的“杨秀清”应为“李秀成”之误。依据有二 :其一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 ,颁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 ,并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 185 6年上半年 ,除林凤祥、李开芳领导…     

关于大成国几个文件的质疑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曾经公布了五个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广天地会起义所建立的大成国政权的文件,有的已在报刊上正式发表,有的收存在有关的博物馆里。它们是《陈开自述》、《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下称《黄鼎凤告谕》)、《大成洪德平浔王谕》(下称《陈开诏谕》)、《平靖王李告谕》(下称《李文茂告谕》)、《平靖王米挥》(下称《李文茂米挥》)。这五个文件除《陈开自述》的收藏者兼发表者说是第三手转抄以外,其余四件均为盖有印章的原件文物。这几个文件的公布,引起史学果广泛的注意,有的论著曾     

明末农民战争中的王左挂、王子顺实为一人

<正> 王左挂、王子顺是明末农民起义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两个人吗?对此,笔者最初并未怀疑。《明史》卷三百零九《李自成传》说:“(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这里将王左挂和王子顺,明明白白地写作两个人。对明末农民起义研究极深的李文治先生,在其专著《晚明民变》中,也将王左挂和王子顺列为两人。与《明史》说法相同的文献资料,象《绥寇纪略》、《平寇志》、《明通鉴》、《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是如此。但是,《国榷》与此不同。该书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六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注解说:“一名王之爵”。同卷崇祯三年正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又注解     

对陈玉成籍贯问题讨论的几种意见简介

关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籍贯问题,向来没有一致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1.广西贵县人;2.广西藤县人;3.广西桂平县人;4.移居藤县的桂平籍人。最早提出“贵县说”的,是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卷13《陈玉成传》,此后又有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五表》,莫一庸的《广西地理·乡贤》。以上主张贵县说的三种著作,根据何在,均未注明,但这些著作成书时间较早。这一说法与史籍记载颇有相合之处:1857年张德坚编成的《贼情汇纂》中说陈玉成是“广西老贼陈承瑢     

是“低昂远判”,而不是“低昂遂判”

洪仁玕《戒浮文巧言谕》,扬州师院中文系编的《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等一些新版的资料书都这么录道:“推其原故,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甚至舞文弄墨,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其中“低昂遂判”,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却作“低昂远判”。我们认为:该作“远判”。查《戒浮文巧言谕》收在《钦定军次实录》卷内最后一篇,原刻本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新刻的,1957年在江苏常熟发现,今藏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原刻本也作“低昂远判”。其实,     

论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

以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从1883年5月自浦口出发,征战在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省。这支部队攻占河北深州后,却没有北攻清京,而是挥兵东进,10月攻占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两地,并改变了原来打运动战的战略,在静海、独流驻扎。此后,北伐军军势军威一落千丈,而清军则从疲于奔命、防不胜防的狼狈局面中解脱出来,从容调动各路大军,包围扎驻在静海、独流的太平军,并最后消灭了这支军队。对这一历史现象,太平天国历史研究者众说纷纭,其中很少对北伐军战略的转     

奴刑与太平天国刑罚

有关太平天国刑罚的主刑刑种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基本沿袭了隋唐以来的五刑而形成了枷、杖、死等三个主要刑种 ,清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直至近人的许多论著都是这样论述的。本文依据《金陵杂记》、《天父天兄圣旨》等太平天国史料 ,分析指出 :太平天国还曾大量使用过奴刑这一刑种。奴刑的出现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为完善太平天国刑罚所作的一种努力 ,它对缩小死刑范围和更准确实施太平天国刑罚有一定的作用。     

太平天国北伐战略目标新证

<正> 对太平天国北伐的战略目标,有攻打北京和攻打天津之说。攻打北京说以《清史稿·洪秀全传》中“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为据;攻打天津说以李开芳供词中“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为凭,各道各是,难下结论。笔者据最近新发现的一份档案史料,对太平天国北伐的战略目标,作如下考察分析,以供同志们参考和讨论。这份档案史料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李开芳冯官屯被围及出降的几个问题

<正>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对于北伐军统帅李开芳1855年在山东茌平冯官屯失败经过中的几个问题,例如:冯官屯的主要战守情况究竟怎样?李开芳是否因施诈降对不成而被俘?他被俘后的表现如何?尚未澄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缺乏;二是清人的某些有关记述失真。这就给研究工作者带来一些困难和假象,以致得出一些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与结论。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探索,提供商榷。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与赵德馨、董楚平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刻了《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制度》的性质如何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性文献”,“不是太平天国的政策纲领”(赵德馨《重议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下引此文不另作注)。有的则说:《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之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     

近代中国农民理想国的政体设计——盛巽昌新著《太平天国职官志》评述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南京建立政权,维持十四年的政权,其政权的重要制度——职官的设置和具体情况,最早有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较系统地记述了太平天国前期职官的设置、官爵名称、人员的情况等。后来治太平天国史者一直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太平天国史研究泰斗罗尔纲先生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等,此外,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萧一山的《清代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阜城

由林风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统率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于1853年5月出师北征,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由江苏经安徽、河南、山西,再入河南经武安进入直隶境内,於9月29日攻克清军驻守的军事重镇临洺关。自太平军攻克临洺关,至1855年3月7日清军攻陷连镇,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太平军一直是在直隶对清军作战的。太平天国北伐军长躯直入,深入畿辅之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为阻止北伐军的进攻,清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拚死抵抗。咸丰帝一方面命皇叔惠亲王绵愉统重兵驻     

李文彩传

李文彩是太平天国时期壮族起义的英雄人物,在所见近人撰述的太平天国史中还没有提及。年前与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博物馆、玉林师范的同志们谈过这事。我曾据当时人苏凤文写的《平桂纪略》考出李文彩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年)前的活动,据《平黔纪略》考出他在庚申十年后的活动,并据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攻克发逆坚巢疏》考出他在四川的活动。由于史料太缺,只勾稽出一个轮廓。李文彩的历史,有待于广西同志们的发掘。这篇极为粗略的小传,不过是表示一种抛砖引玉的希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