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共识”困境的现代性及其消解

"道德共识"困境是全球化过程中道德领域的"多"对"一"的消解。现代性是引发全球化时代"道德共识"困境的内在诱因,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个体权利的膨胀、价值观多元化思潮、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大众文化构成了"道德共识"困境的外在助因。"道德共识"困境往往表现为3种形式:道德个人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道德共识"困境的存在直接关乎着道德主体的道德选择、道德生活的范导以及道德教育的路径依赖。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内含复杂战略图谋、利益立场、需要主体能动参与并进行话语争夺和"共识构建"的开放结构。"道德共识"困境消解与"道德共识"构建是同构的。全球化时代破解"道德共识"困境,应秉持"平等主体的对话"和"辨证互动中的矫正"两个基本理念。     

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及其启示——以“最美现象”为例

"最美现象"美在朴实无华的道德关切、美在真挚无悔的无私奉献、美在勇于担当的崇高品格。当今社会出现的"最美"现象,折射出国人道德审美取向的生活实践转向。这种转向所表征的道德文化现象其实是人向自身回归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常态化道德生活的反映。这种转向的内在机理在于人的理性本质与社会本质与当前社会道德实践的契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应坚持立足现实与科学引导相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积极倡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以及制度保障等原则。     

“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     

王船山道德观论略

王船山的道德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关于道德之本体、道德之工夫、道德之批评、道德之理想等层面。船山认为,道德的本原在天,落脚点为人;他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强调正心,主张"达情养性"与道德践履;并从历史、现实与学理等不同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与道德沦丧现象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船山的道德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圣贤治国。     

实现“公意”之路——论卢梭自然教育的政治哲学意涵

实现一个由"公意"统治的社会是卢梭的政治理想,但实现这一理想的难题在于如何消解个体意志与"公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卢梭希望以自然教育的方式培养公民的优良品格,使人们对"公意"的认同和服从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义务,最终实现个体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平衡。就此而言,卢梭更像一位古典政治哲学家,他对政治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操作上的"有效性",而是从更深层次上思考一种政治制度建立的人性基础,并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培养新人、塑造新人来改变现实的政治。     

从“天人合一”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作为连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特征。"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是一种双向的知解关系,既要求人去知解天,也强调天知解人。这种消解了西方自然观中主客体分离困境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现代新型自然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经营道德体系建设

企业经营道德是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市场经济中所遵从的道德规范 ,必然与其所处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企业在构建现代企业经营道德体系时 ,应以传统儒家伦理为基石和渊源 ,将其精华部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机结合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现代企业经营道德体系。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浅议“虚拟社会”的伦理道德构建——慎独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主体的生存方式,形成了"虚拟社会"这样一种全新而又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亦产生和助长了道德冲突、道德冷漠、个人隐私被侵犯、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知识产权被侵犯等诸多问题,使"虚拟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备受关注。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说文解字》“误释字”考释四则

《说文解字》在汉字演变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着一些析形释义之误。通过古文字字形以及用例分析,认为:"中"本是商朝建军专用的旗帜;"告"是"祰"的初文,并非从牛;德本义是道德、品行;"皮"本是"铍"之初文。《说文解字》的相关分析应该予以补正。     

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谜团:对笛卡尔道德哲学的考察及其结论

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否具有一种道德哲学的思想,以及这种道德哲学与其第一哲学是何种关系,这类问题因一直存在争议而被视为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谜团"。诚然,笛卡尔在一些文本中曾表达过对于道德哲学的回避,但这类表达并不能真正掩盖笛卡尔自己构建整个科学大厦的雄心,对他来说,道德科学恰恰处于整个科学知识之树的顶端,它必须以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和作为树干的物理学为基础,这样建构起来的道德科学就是最高等级的智慧。为了建构这样的科学大厦,在具体的行动中,笛卡尔准备了一套"临时的道德准则"。在一定程度上,笛卡尔的"临时的道德准则"确实是临时的,是不完善、不确定的,但是笛卡尔在后来构建一种具有"确定基础"的道德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他的这些"临时的道德准则"。由此可以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存在道德哲学的位置的,并且他的道德哲学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种是作为"最高等级的智慧"的道德科学,一种是不够完善的(临时的道德准则)但可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1645年之后的)道德哲学。当然,对于笛卡尔来说,作为最高等级智慧的道德科学最终并没有被完全建构起来。     

中国传统慈善伦理双重道德意涵及其近代嬗变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伦理意义体现在对"仁"的高扬与彰显,这一论点符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德性论传统的认识,但这种只强调动机而较少关注道德实践结果的倾向却遮蔽了传统慈善事业重"善"的事实。中国传统慈善是以"仁"的道德情感为动机,以"善"的实现为目的的道德实践。"仁与善"共同构成了慈善伦理的双重道德哲学意涵,并在慈善事业上具体表现为"养"与"教"。传统慈善"教养兼施"的模式可以在伦理型文化之中实现自洽,但近代以来,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崩解后,"仁养"与"善教"发生分裂,两种慈善事业路径分别孕育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公益事业的萌芽。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     

《独角兽》中的隐喻模式与道德哲学

默多克在其哲理小说《独角兽》中对柏拉图的"洞穴喻"进行了演绎和新的阐释,旨在揭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构建现代道德哲学体系。在默多克哲学体系中,充满爱的关注可以使人不断摆脱假象的羁绊和臆想的惯性,逐步走向并接近真理,从而接近并达到"善"。     

“诚”的审美意蕴

古人对于"诚"的理解,大体上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关乎德行事业、道德文章方面的功夫论、修养论,后者是关乎存在方式、审美需要方面的本体论、境界论。"诚"不仅是源自日常经验总结的道德范畴,更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本体范畴,其审美意蕴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马基雅维里的新德性观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论述,被视为开创了一条通向近代政治科学的新道路。而且,不同于主流的国家理性学说的解读,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之建立并非以牺牲政治领域中的道德为代价;相反,马基雅维里通过将政治与道德的标准安置在流变的经验世界的界限之内,超越了以超验的终极实在为根基的古典政治哲学:一方面解构了以终极实在为依据的永恒不变的古典德性,另一方面重构了以流变的经验世界为根基的德性。马基雅维里通过区分政治事务中的"显得好"和"真的好",弥合了旧道德观与新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