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

在历史上,弭药(西夏)与吐蕃关系密切。在族源方面,党项羌(西夏出自党项)曾与古代吐蕃先民融合,成为吐蕃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俟后,赞普松赞干布兼并党项,更名弭药,使两族更加接近。松赞干布的五位王妃中,有一位就是当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藏文《贤者喜宴》〈以下简称《喜宴》〉函33页上)。松赞干布建政过程中,亦取效弭药人的各种技艺才能。在其它方面,诸如文化、医学、建筑和宗教等方面,两族亦多有交流。可能由于这些密切关系,在藏文史书中可见到有关西夏缘起、建国和失国后的记载,虽然各书记载的史料不够详尽,但集中起来还可以看出个轮廓。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藏文书法艺术初探

大千世界,民族林立,语言纷繁,文种众多,字体五花八门。许多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的书法艺术。 藏族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617-650）时创造了藏文,到现在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随着藏文的使用和发展,产生了藏文书法艺术。藏文书法艺术就象开放在青藏高原上的雪莲花绚丽多姿,深受广大藏族人民的喜爱。根据藏文史书记载,吞弥桑布扎仿照古印度兰札文创造了藏文正楷,根据瓦都文（又译为乌尔都文）创造了藏文草书。他不仅创造     

西藏古代军事与体育相互的促进作用

文章根据文献记载,从史前时期、吐蕃时期、<格萨尔>记述的游牧部落时期和元明清等四个历史时期,初步探讨了西藏的军事与体育活动,以及西藏古代军事与体育的相互促进作用.认为史前到吐蕃至清朝时期,西藏古代体育既与军事联系密切,又相互影响和促进,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军事与体育的共同发展.     

藏文文献目录学

藏文文献目录学卓尼·噶·贡布才让一、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与吐蕃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公元前１世纪，吐蕃吸收了印度和波斯文化，大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松赞干布执政时，创制了吐蕃文字，即现在的藏文。从此，吐蕃文化开始了崭新的阶段。...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概要

中华法系中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族演化史相伴而生, 并不局限于藏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也不专指具体的某部成文法典, 而是涵盖上至唐代吐蕃王朝下至涉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律格局和国家法、地方法、宗教法、习惯法交叉调整的规范样式。藏文世俗法典主要有吐蕃时期的吐蕃本土的法规碑文、 敦煌藏文世俗法典文献、《三十六章法典》, 帕木竹巴时期的《十五章法典》, 藏巴王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甘丹颇章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十二章法典》等不同写本文献。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文史籍中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材料之间有相互补兩的作用。这些材料从不同时期、不同个案、 不同教派、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藏文世俗法典制定颁布及实行状况。这些规范是附随历史的脉络递进形成的,在内容上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 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 并在实践中发挥出法律的功能。历史上,藏文世俗法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稳定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涉藏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与周边地区交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藏文早期翻译史探微

人们普遍认为藏文翻译是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时期开始的，＿本文通过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资料，将藏文翻译史上溯到聂赤赞布（公元前3世纪前后）时期，并对藏文早期翻译活动进行了介绍。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藏文古籍文献,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吐蕃女政治家赤玛伦考略

赤玛伦是吐蕃王朝时期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在吐蕃王朝初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依据大量汉藏文史料，就其生平事迹作了考证     

读《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

长庆元年长安会盟所在地的寺名 唐代长庆三年在拉萨所立的舅甥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碑记第57行记载唐廷与吐蕃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会盟的地址有“keng'sihi nub phyogs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     

“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试谈藏文拼音和拼音教学

藏文是藏族使用的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是七世纪吐蕃大臣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的某种字体创制的。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藏文创制以来,用它著录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对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存最早藏文文献大多是八至九世纪的作品,文字体制已相当完备。此后,藏文历经三次修订,沿用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