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流程中的哲学变革——浅论全球性哲学走向的现实启示

世纪之交，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演进， 哲学思维及其所引起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全球性哲学观念的转变必然要求我国哲学观念跟上形势， 使哲学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保持同步和协调，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全新的观念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突出内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对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着关键意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入手,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目的在于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质量路向

欧洲语境的社会质量理论秉持社会正义、团结、平等及人的尊严等基本价值观,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旨归。基于二者间产生背景、价值追求与整体主张的三重契合,从社会质量理论角度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向研究,借助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社会赋权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性、民主特征、价值品质与法治思维,并界定其标准、内容及实现方式,具有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     

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效能分析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资源消耗的投入、活动成果的产出、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比"分析,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投入分析表明,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大和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企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小和治理负荷过轻的问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失范及其治理负荷失衡的问题。产出分析表明,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体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机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模式同样需要有重大的改进。"投入产出比"分析表明,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法性评估;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理性衡量;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适性判断。有关对社会治理效能(因变量)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揭示何种类型的社会治理投入模式和产出路径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效能。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畛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再探

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社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透视,这样方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譬如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理政的理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政治治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型政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没有政治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治理现代化既受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将政治治理现代化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形成了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使政治的发展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又有着许多具体的表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和科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就决定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是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政治治理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当然,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与两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政治治理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与其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应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定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路径选择,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研究;以服务于"五位一体"建设为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分支的学科化建设。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机制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科技支撑"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区块链技术是信息社会的产物,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利用区块链技术可规避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困境,诸如:行政色彩浓厚、需求与服务不对等、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区块链技术具有智能合约、时间戳、分布式账本等特点.基于此,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机制:需求评估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构.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治理现代化与新兴国家崛起

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一国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与治理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伴而行。新兴国家在追赶发展中也极力推动治理革新,但迄今其治理机制与能力创新滞后于发展步伐,并影响其整体崛起的进程和质量。本文在综合比较新兴经济体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治理挑战、治理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其推进治理现代化以促进发展现代化与崛起进程的若干思路。     

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探析

学术界关于哲学咨询是否是一种治疗存在着争议,多数观点倾向于肯定哲学咨询是一种治疗,从而也就肯定了一种具有哲学性质的治疗。哲学治疗区别于心理治疗之处在于非疾病化,其对象、方式和过程都表现出非疾病化之特点。哲学治疗适用于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出现的围绕价值、意义等产生的人生困惑,对于人们在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保持精神健康、全面发展具有独特的积极意义。     

论现代科学与哲学现代化

哲学现代化的实质是哲学时代化。本文从现代科学与哲学对象现代化、现代科学与哲学内容现代化、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方式现代化等几个方面 ,论述了现代科学对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