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儒墨之辨

本文对先秦儒墨两家在"爱"、"利"、"命"、"天"诸观念上的微妙差异一一作了考辨,从价值取向上探讨了这两种"俱道尧舜"的学说何以会在根本的义理处判若泾渭.     

我你之辨与现代性意识的起源

我你之辨是指在我你之间作出区分的哲学意识 ,它区别于我它之辨 ,二者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视角 ,我—你的视角与我—它的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古典的世界观与现代性意识之间的内在分野。通过我你之辨的视角 ,存在的特殊性也即个体性才能真正得以产生 ,而现代性的意识又发端于对存在的特殊性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的意识是在我你之辨中发源的。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对封建名实之辨的估量

围绕封建名实问题的隐性分歧和显性论争,自20世纪初叶以来已进行了将近百年,迄今尚无定论.对封建名实之辨,可作如下估量:它是近代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史学内部的歧见,昭显了新史学诸派对于中西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不同认识;是新史学对于唯物史观理解与运用上的差异引发的分歧;是忽视概念辨析的积习在中国历史阶段命名上的反映. 封建名实考辨,并非仅仅是名词概念之争,它关涉到历史宏大叙事的准确性.对于泛化封建得到救正、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认识更充分普及的前景,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人禽之辨、人机之辨以及后人类文明的挑战

传统的"人禽之辨"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人机之辨"。但技术的发展将大大超越这种直观的"人机之别",会出现更多的智能存在样态;"智能网络"就会突破传统的"人机之别"而整体性地笼罩人类的生活,这将使"人机之辨"失去意义;更具挑战性的是基于"基因编辑"和"人机嵌合"的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这更是对人类既有的文明的根本性颠覆,从而发展出某种"后人类文明"。但是,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今天技术直线发展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知止"智慧,懂得人类的发展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是应对未来文明挑战的大智慧。     

"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基础与目的

"人禽之辨"的基础是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基本理念,而将人从自然世界一切物类当中区别出来的基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立法而享有人道生存的庄严与崇高。"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同,但在目的上应当趋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不能侵害甚至消解人本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生命形态"而出现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则"机器人"应能被教化并遵循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     

人己之辨与中国文论人己话语的建构

先秦诸子的"人己之辨"对后世士子们的人生取向影响很大,对后世文学的价值取向更是有深远影响。人处天地之间,为诗作文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一己之腹,而是有更高远的目标。中国文论特别重视作家作品内在品德的修行和操守,品德的修行尤其重视"内修"而不是"外炫",目的在于内在品德的完美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人己话语的建构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论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品格,对于今天文坛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是词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唐、五代、北宋时期,词体的娱乐性质使它难免"小道"、"卑体"的歧视,此时的诗词之辨建立在对词体否定的基础之上,探讨诗词之辨是为了将词体区别于诗体而加以排斥.宋南渡前后,诗词之辨主要涉及词体的音律和风格问题,代表人物为李清照等;南宋末年,诗词之辨更为深入,沈义父、张炎可为代表.     

中国伦理学史上的美善同源论

道德与艺术的交融表现了中国古典伦理学和古典美学的一大特质。这一特质通过美善同源、生活乐趣与美学趣味、艺与德的相合相养关系等表现出来。其基本观念是,从人的整体上考察,道德上的善与艺术上的美都同出于人的总体生活,是一体同源的。这一理论倾向对于现代人由古典美学、伦理学向当代个体化审美的转型,建立道德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个人生存样式,消解存在于道德、艺术与个人日常生活间的界限,消弭崇高道德、高雅艺术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的鸿沟,提供了可靠的理论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历程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时代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对它做了系统的回答。这一探索和回答的过程,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它启示我们,理论创新必须要做到坚持原则、面对时代、尊重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刘晏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工商经营

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商业经营,唐代以前基本上是完全官营或者完全民营,历史证明这不是最好 的选择。至唐代刘晏改革,以官营、民营二者有机结合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刘晏模式”形成。“刘晏模式”有着丰 富的内涵,对古近代社会有重大影响,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文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对各阶段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然后利用马克思理论和邓小平思想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营经济将在中国长期存在,民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光明.     

中国美学主干说商兑

中国美学史上儒家与道家何者为主干一直争论不休,各种理论主张站在偏狭和片面的立场上扬己抑人,究其原因是论争各方用凝固和僵化的观点看待历史文化现象。文章对于三教合流的文化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提出了＂文化妥协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本理论支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儒家美学主干说＂进行了商兑,提出了＂学派无主干,根基有共识＂的论点。认为儒家与道家在两千多年的动态发展进程中逐步达成了文化的共识。     

当代西方关于主权是否过时的争论评介

关于主权问题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歇。近年来，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又出现了主权是否过时问题的新讨论。参加讨论的西方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主权过时论、主权过时否定论和主权变革论。本文试对这方面的辩论进行介绍和评析并提出主权的理性定位。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思考

公法与私法是学理上的概念,但公私法之区分却是实定法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皆会存在。公法或私法不是实定法上的部门法,甚至也不是某些部门法之整合,而只能是特定的法规范。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在于决定某一事项是适用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以及由何种法院管辖,但公法与私法之划分和一元审判体制还是二元审判体制没有必然联系。关于公私法划分的一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现实意义不大,司法往往会首先根据立法规定进行判断。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运用到学理上的标准,并且,还不是一元的标准,而是二元或多元。     

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

本文通过对一个灌溉故事的解读,认为虽然构成中国人行动逻辑深层基础的公私观念并无大变,但快速的社会变革却改变了农民对“私”的范围的定义。失却了传统文化,以前作为私的宗族、房支现在却可能成为了公。同样,失去了“大公无私”的教育,村委会或村民组等建制内的认同就难以维系。结果是仅留下核心家庭这样一个层面的私,这就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实际行动选择,并影响了诸如农村水利等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