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与不朽

自远古以来,灵魂不朽就是人们对生命不朽的一种基本看法。然而,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灵魂观念则愈来愈淡薄,而世俗生活中的不朽观则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我们看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超越死亡的基本不朽观,这一“三不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子孙永宝用":商周青铜铭文不朽之思

商周青铜铭文是研究商周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着时人对不朽观念的认识和理解.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固定用语"子孙永宝用",表明商周社会不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春秋时代出现的"三不朽"思想为不朽的含义做了明确的界定,商周社会人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不朽,把不朽作为个体超越生命的永恒精神追求.     

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因三者经久不废,故日“三不朽”。但三者之中,认为“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轻重、主次之分。其实,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三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譬如,办学术期刊,是可以达到三者和谐的：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立德”;把办刊物当做事业来拓展,这是“立功”;     

发现精神生命的“燃点”——评朱鲁子新作《精神青春期——开悟,创造,不朽》

<正>中国先贤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重在精神文化的传承而不是生物性的传宗接代;西哲柏拉图讲"两不朽"——肉体不朽、精神不朽,且认定精神不朽高于生物性的传宗接代的不朽。精神不朽的关键在于,人必须把自己有限的生物性生命创化、物化、固化到永恒的精神文化产品上。而这种创造得以发生的前提是:人必须达成创造精神产品的临界点即精神生命的"燃点"。这个临界点或"燃点",就是类似人到达了能够生儿育女的"生理青春期"的"精神青春期"。这就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弁而钗》和《林兰香》里的“情”与同性恋

有关晚明文学与当时尊情风气之关系,学界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则试图审视“情”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当时的一些小说作者挪用去为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唱赞歌的。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经提出,除了被普遍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外,“情”应该被视为第四项不朽。不过,在这里,“情”指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论先秦时期"不朽观"的嬗变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原始的不朽观念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变化尤为显著,最终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不朽观念.家族不朽是不朽观念的世俗化,三不朽观念的提出是对不朽观念的升华,追求个体不朽是不朽观念的一种异化.在这几种不朽观念中,家族不朽和价值不朽经由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中国社会观念的"小传统"和"大传统",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不朽观念;个体不朽的观念经由道家学派的努力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

“三不朽”说,最早在《左传》中完整提出,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通过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生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士的观念中,带有普遍的意义,始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     

曾国藩的“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被政坛人物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 :“吾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深深影响毛泽东并被其推崇为后世效法的是曾国潘的道德学问和为官治世之道 ,即“德治”思想 :识人察人 ,德操为上 ;求贤重才 ,知人善任 ;居官以勤廉爱民为本 ;不忮谦让 ,有容乃大 ;慎独。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