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政论下的政府财政权

根据新宪政理论,要实现福利国家的公民权利,既需要控制也需要保障政府财政权。公民基本权利的变迁必然带来国家义务的演变,而国家义务的变化必然要求调整国家的公权力结构,当然包括政府财政权的结构。一方面,必须把政府财政权控制在与国家义务相当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又必须保障政府财政权有效保护公民的积极自由。文章主张在控制的范围内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与其义务或者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以保障权力。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以生命权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所对应的主要不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而是国家的义务.国家不仅仅对自由权负有消极义务,也不只对社会权负有积极义务,国家对每项基本权利的义务都具有复合性,负有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的双重义务.以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生命权为例,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生命权不仅要消极尊重自己不去侵犯,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保护.国家对基本权利应当在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私权到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三种形态。作为人权,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国家对健康权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公民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权入宪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人权入宪标志着人权成为国家追求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也昭示着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应朝着更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发展,如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在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上;将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从人身权、财产权扩展到政治权利、受教育权、文化权、劳动权和休息权等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引入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建构行政法院制度等.     

农村留守儿童文化权实现的困境及其对策——基于对湖北省L县B村的调研

实现农村留守儿童文化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文明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国家的一项法定义务。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留守儿童家庭文化权意识的淡薄等原因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文化权的实现面临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应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农村留守儿童文化权实现的良好氛围、增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参与文化生活的主客观能力。     

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的尊重义务

随着“数据人”作为人类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身份被确认,公民所具有的数字化人格利益也逐渐拓展生成了数据人格权。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尊重义务的正当性,源自于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要求、作为“信息守门人”的职责所在和作为私权力主体的社会地位要求。网络平台在采集具有人格利益数据过程中的过度索权、对具有人格利益数据的不当使用与管理,以及放任第三人侵犯公民数据人格利益等属于典型的违反平台数据人格权尊重义务行为。为强化并具体落实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的尊重义务,宜将该义务二分为抑制型义务与防御型义务,前者强调网络平台自身不得侵犯公民的数据人格权,后者要求网络平台为公民数据人格权的实现提供优质的环境。     

论管理权是劳动者的根本权利

<正> 人权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权利系统,其中有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等等。而在每一项权利当中又包含多种具体内容,如政治权包括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政议政权、民主监督权、罢免权等;经济权包括劳动权、财产占有权、产品交换权等;在社会、文化权中包括受教育权、参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权、社会安全保障权、宗教信仰自由权、民族平等权等等。在这诸多权利当中,哪一种权利是根本性的权利呢?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科技融合——2014年文化科技创新总报告

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向纵深发展,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促使新兴产业革命的爆发。2014年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科技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影、动漫、游戏、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数字出版等文化科技产业,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实现了新的跨越。新形势下,文化科技产业应该发展三种模式: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探索文化信息传播新模式;二是以"文化+"为核心,探索文化科技融合新模式;三是以"科技+"为驱动,探索文化科技创新新模式。     

论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从《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改说起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和惊喜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可能会侵犯人的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可能侵犯公民宪法的基本权利——隐私权.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及实践表明,重视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义务.为此,可构建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双轨制体系,即宪法保护和普通法律保护相结合的复合型保障模式.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政府监管困境与应对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逐渐深度融合，创新出诸如共享模式、平台模式等多种互联网商业模式。这些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所具有的差异化竞争、错位竞争、动态竞争和补贴竞争的特性，在刺激消费市场、提高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秩序混乱、市场隐患增多等问题。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规范还在孕育的背景下，亟需发挥政府监管优势，加强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两面性问题进行治理。然而，我国现有的“偏重防控”或“偏重促进”的监管理念、政府单一主体的监管模式、“地毯式”人力排查的既有监管手段，在应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时却存在重重困境。鉴于此，政府应当以监管优化为路径，坚持“防控与促进”并举的监管理念，实现多主体合作的监管模式，并引入智能化的监管手段，从而实现政府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监管，促进我国互联网市场的健康发展。     

"文化热"的唯物史观透视

文化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文化已不再作为剩余变量被排除在社会考察视角之外,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认识;然而文化又仅仅是考察社会历史的一种视角,一种不单独起作用、不起决定作用的视角,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思想苑囿.     

"文化认同"与文化产业化

电影<孔子>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当下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态度——对"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的先哲缺乏足够的尊重,对传统核心文化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如何从"符号化的孔子"、"妖魔化的孔子"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出"历史的孔子",至今尚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课题.而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完成,不仅具有"求真"层面的学术意义,在建构"现代国家形态"上更具有现实意义.文化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媚俗化、商业化.如果文化产业不能在"文化认同"这一文化高度对全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有所引领(而非迎合),文化产业只会走向助纣为虐的文化自残.     

文化理解视野下的王岱舆的“五常”范畴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五常是极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岱舆也提出五常范畴,但他对五常范畴所作的文化理解与儒学的理解不同,其内涵直接演变为伊斯兰教的五功。通过对王岱舆的五常范畴的文化理解及其原因的分析及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岱舆的文化目的性及其先见或前理解都指向伊斯兰文化,他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的理解。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     

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     

论“趣”的文化根源

“趣”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美学范畴,具有多种内涵和风貌。所有这些内涵和风貌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基础包括儒家游艺尚文的人生风范、道家逍遥出尘的人格精神、文人清玩的习性与有所痴迷的性情、古代和民间艺术稚拙真率的魅力、明清以来追求世俗生活享乐的现代趋向等几个重要方面。在最后一方面,“趣”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实现了与现代美学与艺术的直接接榫。     

问候语“无它乎？”的文化解读

问候语是人类使用频率很高、使用人数很广的一种言语。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候语,能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心理性格和时代特征。“无它乎？”是我国最早的日常问候语,从中可以看出先民们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折射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表现了对他人的关爱精神;透视出先民们因畏而敬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民风习俗;体现出博大精深的语言魅力,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探讨问候语对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和构建平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纪末"造神运动"的文化学把脉

1999年7月22日,自称信徒上亿的法轮功组织在中国政府的取缔下作鸟兽散.但是类似的庞大的"神功"组织并非独此一家,作为80年代以来在中国民问大行其道的现代巫术系统,各路"神功"在精神实质上大同小异.本文就其共性进行了文化学的把脉考察.     

从“文化力—管理力”角度审视历史上中西“思维模式—经济政策”

目前人们正以一种新的理念去认识文化力与管理力的关系 ,未来的经济思想将越来越表现出文化力与管理力的结合。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经济思想的体现。对于本末概念支配产业结构政策问题 ,可以从抑商思想的实质、对待手工业的不同态度、中国争议土地西欧讨论地租 3个方面进行考察。在政策思想的立足点上出现过双变种现象 ,即民本位变私本位和国本位变官本位。     

文明的冲突抑或共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罗尔斯"重叠共识"论之间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极化和多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冲突和基本人权的扩展并行不悖。这一新趋势既存在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 ,也同样存在于国际社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时代的这一重大趋势提供了可谓是互补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也许 ,两者之间的某种“综合”可能为“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