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方法对湖南省资源利用状况的评价

文章基于生态足迹方法,建立了"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传统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调整;应用该模型对湖南省2004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结合万元GDP对湖南省2004年资源利用效益进行了分析;针对湖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特征,提出了缓解湖南生态资源压力的建议。     

武汉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分析与评价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和Wackernagel等1962年提出,由Wackernagel在1996年进一步完善,并在全球进行了实证计算和研究,迅速成为世界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方法。该理论1999年被引入我国。学者们将其用于我国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研究,推动了生态足迹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     

无锡市生态足迹的动态分析与灰色预测

文章通过无锡市2000～2007年生态足迹及其生态承载力的分析,对无锡市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能力进行了客观评价;论文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无锡市2008～2012年的生态赤字进行了预测,通过无锡市生态足迹的变化分析,为无锡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废弃物吸纳的生态足迹模型二次拓展与运用

文章基于生态足迹通用模型的理论缺陷,拟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拓展与优化:在划分流量资本与存量资本基础上,建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再置入废弃物吸纳因子,对生态足迹模型做出二次拓展与优化,并以个案分析对模型做出了适用性检验,证明了拓展模型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从理论适用维度看,置入废弃物吸纳的生态足迹模型提出了一系列的足迹概念,为生态安全评估建构了一个大型的“足迹家族体系”.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中部六省为例

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演化关系分析是度量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方法,因此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中部六省1989—2011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并比较了中部六省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生态足迹较高,1989—2011年中部六省全部表现为生态赤字,并且生态赤字的数值不断增大;中部六省的生态环境利用效率较低,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部六省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省份的生态足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差异较大,并且对于不同的生态生产性土地,不同省份的利用效率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来描述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动态关联性。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响应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生态足迹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生态足迹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内蒙古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

生态足迹是一种用于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测度方法.生态足迹的严格定义为：“任何己知人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某位个人）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通过估算为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和吸纳人类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衡量区域对资源消费和需求的状况.生态足迹值越大,则说明区域内的环境资源状况越恶劣.     

我国区域间能源及碳足迹空间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环境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我国8个区域能源足迹与碳足迹;并以三维足迹视角,把足迹大小与生态承载力的比值作为足迹深度,分析了区域间能源足迹与碳足迹的流向.结果表明:各区域能源足迹深度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间能源足迹深度输入输出不均衡:中部为净输出区域,东北与西北能源足迹深度主要流向为输出.最后比较了能源足迹与碳足迹在分析碳排放空间转移对区域可持续性影响的异同.     

区域经济下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区测度及稳定性评价

文章利用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价模型,在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特征的基础上,测试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态势系统稳定性,(以宝鸡市为例)揭示其各分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度的差异性,以进一步研究土地生态安全格局下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及发展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为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提供参考依据。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压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文章以物质流分析理论和生态足迹理论作为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压力评价的理论基础,由此构建了由总量指标、承载力指标、强度指标和效率指标共四个类别,包括本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载荷、本地矿产资源开发综合生态足迹、矿产资源开发有效生态面积、矿产资源开发标准生态面积、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压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足迹强度、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超载强度、本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效率、本地矿产资源开发生态效率等9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     

生态占用测度问题研究

一、引言生态占用这个词最先是由著名生态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Ｒｅｅｓ教授 (加拿大 )和他的学生Ｍａｔｈｉｓ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于 1992年提出的 ,后来Ｍａｔｈｉｓ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人于 1996年完善了生态占用的方法和模型。该方法由于直观易算 ,很快得到了有关国际机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认可 ,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测度中一个重要的测度方法。相比较而言 ,我国对生态占用的研究尚处于引进和适应阶段 ,有人把它译作生态维持面积 ,也有人把它译作生态支撑点 ,更多的人把它直译为生态脚印或生态足迹。这几种译法中 ,前两者是…     

“新常态”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核算

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增速与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缓解能源压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1991年至2013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结合“新常态”经济特征,预测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化轨迹并对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进行责任划分。结果显示在放缓经济增速和约束能源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存在增速降低甚至总额下行的可能,在2032年左右能够达到峰值,与中国承诺二氧化碳峰值的时间接近。靠前代际负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不仅可以减轻后代人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     

“稻一鱼”循环农业模式土地资源利用的生态足迹分析

“稻-鱼”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有积极的效果。从中国南方稻区的实践来看,这种模式使稻谷和水产品生产的生态足迹下降、生态容量扩大,从而生态盈余相应得到增加。这表明循环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因而缓解了中国人多地少,特别是农业生产土地资源稀缺的生态压力。     

生态足迹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实证检验

从生态足迹的角度,根据1978～2008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我国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结果发现:我国资源环境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倒"U"型,处于拐点时人均GDP为19672.6元,表明我国整体上已于2008年跨过拐点,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期。并通过动态面板的广义矩估计,详细分析了各类型生态足迹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中部六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测度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中部六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综合测度与分析。在时间维度上选取了1999、2004及2009年三个年份进行纵向比较,在空间维度上选择全国平均水平和广东省作为横向参照,通过两个维度较全面地评估中部六省的生态足迹及将来可能的变化趋势。     

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解

文章以生态足迹作为生态变化的测量指标,选取30个省(市)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别研究了三大区域和八大区域划分下的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生态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沿海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之间是高水平均衡,中部地区呈现出向高水平发展过渡的趋势,西北地区是一种短暂的低水平的耦合过程.将区域划分为稳定发展类、临界演化类和转型发展类,处于临界演化类的西南地区和中部地区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基于熵权法的生态城市建设评价

文章从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以及综合生态的角度对生态城市理论及其建设实践进行分析,建立了四级生态评价指标,并采用熵权法解决评价指标权重计算问题.同时对成都、重庆、广州、南京、西安五个城市进行生态系统评价,并对各指标进行了横向评价,对生态城市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生态足迹的房地产开发评价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开发迅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产生了很多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建立科学、合理的房地产开发评价模型是房地产开发研究中急待解决的课题.文章以房地产开发评价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房地产开发评价的生态足迹模型,以黑龙江省房地产开发为例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行,研究为我国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广东省生态文明社会进程的综合评价与预测

文章以2000-2013年间的广东省纵向统计数据为评价对象,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动态监测,计算广东省生态文明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曲线回归分析,预测未来几年广东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情况总体呈上升趋势,综合指数从1999年的-1.53增加到了2012年的1.78,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其上升曲线拟合方程为Y=-1.767+0.236t,可预测未来广东省2020年的生态文明指数为3.425.     

塔里木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态水权及其计量研究

塔里木河流域天然植被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源于天然植被生态水权内涵界定模糊与缺少计量和分配,为此界定了天然植被生态水权,确定了计量方法与模型,计算了天然植被生态水权需求。研究表明:天然植被生态水权的实际主体和执行主体及其所有权等权利和承担的责任的明确界定,成为生态水权分配的权责保证,而且天然植被生态水权需求计量成为生态水权分配的基础;塔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态水权需求为61.598亿m3,主要集中在干流,年内需求又在6-9月和3-5月;除阿克苏河流域以草地生态水权需求为主外,其它流域天然植被生态水权需求都以草地和林地生态水权需求为主,其中正常生长天然植被生态水权需求又占主导地位,这成为流域绿洲生态水权时空分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