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美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水平、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1)在此期间中美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高达0.7957,以MIIT指数(即"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衡量的中美服务贸易的增长是产业内贸易型的。(2)分部门看,"客运服务"、"旅游"、"其他运输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但"金融服务"、"教育服务"、"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以及"专利权利和特许费"等部门或项目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低;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升明显的服务部门较少。(3)同时期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与MIIT指数正相关,表明对于具有相对较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服务部门来说,其服务贸易的增长也是产业内贸易型的。(4)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表示的中美两国需求结构的差异程度与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负相关;两国的双向FDI规模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经济自由度差异以及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密集度分别与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两国在市场规模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方面的差异并未妨碍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在影响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各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规模差异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我国农业产业内贸易现状研究——基于Grubel—Lloyd指数分析

近十年来,中国的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差异和需求的多样性使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有加强之势。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如何继续扩大我国农业产业内贸易的规模,转变产业内贸易结构,提高农业贸易水平等相关内容。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199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现状,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规模经济、货物贸易水平是影响两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双方FDI的流入对双方贸易影响不能确定。     

中日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关于中日产业内贸易研究的意义的不同论述，之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具体内含与回顾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和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计量方法。接下来结合1992-2008年的中日贸易相关统计数据，本文进行了相关指数的计量与分析。最后本文也进行了对中日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     

贸易企业“用脚投票”?——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视角

贸易企业转移既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产业聚集的影响,也受到金融要素的制约。以往学者主要从要素禀赋、规模溢出效应等角度研究贸易企业的转移,鲜有对金融要素作用机理的直接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能"用脚投票",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同时也发现传统因素对我国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正在减弱;金融变量中,股票IPO和银行信贷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贸易企业转移均有显著影响;股票二级市场对东、中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具有一定影响,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信用债市场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作用均不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企业跨区域转移替代了金融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企业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提供了对金融资源重新配置的解释。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状况

本文收集了30多万的数据,从国家层面,采用通用的格鲁贝尔与劳埃德公式,系统的考察了中国加入世贸后与主要贸易伙伴垂直产业内贸易发展变化情况,得出了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标准SITC(Rev3)3位数分类标准下的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变化情况以及相关指数。研究发现,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欧、美、澳大利业、加拿大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存在下降的趋势,与邻近的日本、韩国、则存在上升趋势。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

本文有如下创新和结论:(1)细化行业分类到SITC4分位数据,改进RCA指数测算方法,揭示出中国对美工业制造品出口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商品组,排序为:杂项制品66类、原料制品51类、机械与运输设备36类。(2)将产业内贸易调整指数方法运用到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证实中美工业制造品静态产业内贸易平衡状况较差,大多数商品组趋向产业间贸易,少数商品组表现为垂直产业内贸易。(3)GL指数和Cj指数无法反映产业内贸易失衡程度和方向,本文提出产业内贸易失衡指数,揭示出加重中美工业制造品贸易失衡和对贸易失衡起到平衡作用的商品组。(4)认为Thorpe和Zhang(2005)给出的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子中分类集合加总会造成扭曲,本文改进了该动态指数,并证实中美工业制造品动态产业内贸易失衡状况比静态产业内贸易失衡状况更差,中美贸易逆差难以改变。     

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制造业贸易专业化竞争力和实际竞争力对比分析,从贸易竞争力的数量和质量全面揭示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特征和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在26个OECD国家市场竞争力水平的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的专业化竞争力和实际竞争力存在显著的区别,在专业化竞争力较高的部分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相对实际竞争力却较低;在专业化竞争力很弱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却对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贸易伙伴表现出较强的实际竞争力水平。从市场竞争力决定因素来看,贸易专业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资本深化程度、创新能力、进口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日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高技术产品的份额迅速增加。理论部分中,阐述几个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从中日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现状及问题等方面对目前中日两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就将对中日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以后中日两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基于多元回归的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研究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中国贸易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对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现状进行分析,明确中美高技术贸易所具有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构成不平衡和我国贸易竞争力薄弱的特点;再通过对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技术创新角度找到影响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最后为促进两国贸易发展提出建议。     

城乡二元结构对产品扩散的影响研究:以彩电采用为例

创新的扩散是产品市场形成的主要机制。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研究地区差异对创新扩散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中国区域市场的特点和差异。本文以彩电产品为例,研究了消费品在我国不同区域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流动性对新产品扩散有显著的影响。特别地,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首次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对新产品的扩散有显著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明显,创新越不容易扩散。     

我国食品产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产业地理分布格局受到产业空间集聚和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因此产业的地理集中度不能很准确地反映空间集聚程度。产业的地理集中度减去产业集中度。可以得出衡量空间集聚的新指标。本文应用衡量空间集聚的新指标,对我国4位数水平分类的食品产业部门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探讨了食品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食品产业部门的产业集中度较低,空间集聚程度主要由地理集中度决定。水产罐头制造业、黄酒制造业、冷冻水产品加工业等部门空间集聚程度较高。特别是水产品相关产业部门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啤酒制造业、其他罐头食品制造业、代乳制品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度都很低。饮料制造业也呈空间分散趋势。生物资源空间分布与食品产业空间集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适中的企业个数和生产率区际差异也会增加食品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较高的企业规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大规模内部经济,从而会减小食品产业的空间集聚度。外商投资受到食品产业资源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和市场需求分布的分散性影响较大,大部分食品行业的外商投资所引起的空间集聚程度没能得到明显的体现。空间集聚多是外商投资比例较小的产业。     

移动通信业市场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样本期2000-2007年的数据,对移动通信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期初移动通信业市场结构、市场规模、市场需求成长率、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我国移动通信业结构的调整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利用时间虚拟变量加以反映的规模经济水平、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壁垒等因素对我国移动通信业市场结构有较显著的影响;经济开放和经济结构因素对我国移动通信业结构的调整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反;政府干预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中欧双边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化--以电信业为代表

中欧贸易总额逐年增长,尤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呈现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的特点和趋势。本文以电信业为代表说明了中欧双边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变化。发现电信业贸易近年来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业间贸易的动态变化。当然,双边贸易模式这样的变化与中国逐渐获得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产品生命周期是不可分割的。     

21世纪初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SITC5分位数据,对2001-2009年间中日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中日制造业贸易结构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步上升:以低质量产业内贸易为主、高质量产业内贸易次之、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低质量产业内贸易呈上升态势,中国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中日贸易结构方面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市场集中、空间集聚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并运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微观层面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并以市场集中和空间集聚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关于产能过剩的两类理论观点:投资潮涌和市场涌入导致市场分散和产能过剩的"发展阶段说";地方政府竞相促进投资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地方政府说"。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不到70%且在研究期间内逐年下降。从内部看,主要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差异较大,前者往往高出30个百分点,而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类型之间虽有差异但均在10个百分点以内。实证检验表明,市场集中度和企业规模、空间基尼系数和政府补贴各自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均显著正相关,但对双方同时检验时后两者的显著性和系数很不稳定。这意味着市场过于分散、企业规模过小是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主导因素,而地方政府的重复性产业建设则通过影响市场分散和企业规模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在导致市场分散、企业规模较小的投资潮涌和市场涌入的推动因素之中,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重复且分散于各地的同构性产业建设便是其中之一。     

集群企业社会网络嵌入与关系绩效研究:基于关系张力的视角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集群企业社会网络嵌入、关系张力和关系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以浙江省不同产业集群中172家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社会网络通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企业社会网络水平与垂直嵌入均对关系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群企业社会网络水平嵌入与垂直嵌入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关系绩效,而且通过关系张力间接影响企业关系绩效。此外,在不同规模以及不同产业的集群企业中,关系张力对于企业关系绩效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不同规模及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在合作关系构建及维系上具有本质的区别。集群企业若要切实提升企业关系绩效,必须重视企业所在社会网络对于企业间关系动态平衡的影响,同时构建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合作关系模式。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制造业市场势力?

准确衡量外资的市场效应是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通过使用Roeger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层面的市场势力测算发现：制造业在两位数与四位数产业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外资水平溢出效应、外资前向溢出效应、外资垂直关联效应、市场集中度、资本密集度在不同产业层面对制造业的市场势力溢价有不同的影响。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